失独老人养老面临政策门槛 养老院难以承担风险

　　失独老人住养老院拟无需担保

　　观察动机：目前，本市有近400家养老机构，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几乎各占一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在老年人入住时，都需要与养老机构签订一份入住协议，其中有条款明确规定，老年人需要有担保人签字才可以入住。

　　而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失独父母的人数近八千人。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如果想入住养老机构，无子女做担保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条政策门槛。随着近年来无担保老人群体的逐渐增多，入住养老机构无门的情形也日渐凸显。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市民政局正在研究修改入住养老机构的合同文本，其中，入住养老机构须担保人的条款将有望做大幅改动。该文本将对失独者等无担保老人和养老机构的责任进行细化和明确，降低无担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门槛。

　　失独老人、空巢老人如果想入住养老机构，无子女做担保是他们难以逾越的一条政策门槛。随着近年来无担保老人群体的逐渐增多，入住养老机构无门的情形也日渐凸显。为了保障无担保老人的养老需求，市民政局正在研究修改入住养老机构的合同文本，其中，入住养老机构须担保人的条款将有望做大幅改动。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初步想法是，通过对无担保老人和养老机构的责任进行细化和明确，使无担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双方的风险降至最低，最终取消担保人这一准入门槛。

　　目前，本市有近400家养老机构，公办和民办养老机构几乎各占一半。无论是公办还是民营，在老年人入住时，都需要与养老机构签订一份入住协议，其中有条款明确规定，老年人需要有担保人签字才可以入住。在实际操作中，签字的担保人一般是直系亲属，如果没有直系亲属，也可以由老人原供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或是社区居委会服务人员来担任。

　　记者了解到，目前本市养老机构所使用的合同文本基本都为市民政局的推荐文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设立担保人条款是在通过大量调研和走访基础上发现，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突然生病需要家属签字才能治疗，或是入住养老机构后，存在长期拖延缴费的现象。设立担保人既是考虑老人的需求，同时也是保障养老机构的权益，“如果老人突然需要手术治疗，养老机构能不能签字，签字后手术的各种结果，该不该由养老机构来承担，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近年来随着失独老人、空巢老人的日渐增多，担保人条款成了这些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拦路虎”，他们没有直系亲属，一些人单位又早已变更，即便有单位，又有谁愿意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做担保，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会时常变更，也无法提供固定的担保人。为了保障这些老年人的入住权利，市民政局正在研究修改入住养老机构的合同文本，其中，对于担保人条款将进行大幅修改。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初步想法是，通过对无担保老人和养老机构的责任进行细化和明确，使无担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双方的风险降至最低，最终取消担保人这一准入门槛。

　　故事

　　北京：失独老人近八千

　　存在经济和精神压力 面临入住养老院的政策门槛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留在那时光里……”每当走在大街上听到这首歌，章昕都会情不自禁地讷讷自语：“就让时间停留在儿子还在的日子里吧”。10年前，章昕的独子因疾病离世，当时她已49岁，中年丧子却无法再次生育，从此，她和老伴成为了“失独者”。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失独父母的人数近八千人。

　　这些失独者大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人到中年却遭遇不幸，独子夭折。在孤独绝望的巨大精神折磨下，他们还需要面对逐渐衰老的现实，身体的每况愈下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家中养老无人照顾，想进养老院却又没有担保人签字，一位失独母亲含着眼泪说，“我和老伴如果谁先走，那就是幸福的，因为留下的那一个不知将如何面对孤独难挨的一天又一天。”

　　经济压力 无力养老

　　孙维的家在东城区一条胡同里，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外搭出个棚子，一半是厨房，另一半就是孙维的“卧室”。在这里，孙维已经居住了17年。这17年中，每日与孙维相伴的就是她的一双老父母。随着父母年事已高，孙维现在已很少出门。

　　20年前，孙维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983年，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然而，不幸却在1992年突然降临，年仅9岁的女儿开始无端地抽搐，在辗转多个医院治疗无果后，1995年女儿离开了人世。当时孙维已38岁，女儿离世的伤痛还没有抚平，丈夫因无法承受丧女之痛而执意与孙维离婚。

　　年近不惑，接连面对丧女离异双重打击的孙维回到了父母的家里居住，从此，她再没有组建新的家庭。如今，孙维的老父亲已80岁，母亲也已76岁，身体行动都已很不方便，孙维每月可领的退休工资只有区区千余元，除照顾父母和自己日常花销外，所剩无几。令孙维感到无望的是，父母走后，她将居住在哪里？自己之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居住情况都很困难。孙维说，“现在一个普通养老院一个月都要两千多元，我又从哪儿来这些钱？”

　　与孙维同样感到经济压力的还有章昕夫妇，2002年，他们的独子因病离世，在与病痛抗争的3年中，夫妇俩为了给儿子治病共欠外债70万元，如今章昕已59岁，老伴儿已65岁，目前，他们还在还债中，“平日的开销都要计算着花，又哪里有多余的钱去住养老院？”章昕说，自己和老伴将来怎么养老，他们现在想都不敢想。

　　精神折磨 无处养老

　　“对于一个白天都要挂着窗帘的家庭来说，入住养老院实在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女儿已经离开人世15年了，郑兰和老伴儿还是无法从伤痛的阴影中走出来。1997年，女儿因病去世，从此，郑兰的家庭就开始了过上了暗无天日的生活，即便在白天，郑兰的家里都要拉着窗帘。“因为我们特别怕看到小孩，无论多大年纪的小孩，都会让我立即想到我的女儿。”

　　独生女儿去世那一年，郑兰40岁，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年纪，再加上丧女之痛，让郑兰无心也无力去再次生养一个亲生孩子。现在的郑兰和老伴儿可谓是相依为命，他们拒绝和一切亲友联系，退休后的生活也大多都待在家里，只是有时会去家里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锻炼身体。郑兰说，对于她和老伴儿来说，身体健康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都生病了，将面临无人照顾的窘境。

　　按照郑兰家庭的经济实力，一套二环内的房子再加夫妇俩的退休金，他们入住一所不错的养老院还是可以承受的，但让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养老院的氛围。“其他老人每个周末都有儿女来看望，或是接回家享受儿孙之乐，我们感情上又如何去接受，每次都这样看着，我们就感觉到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戳在我们的最痛处，这样的情形，我们接受不了。”郑兰说，她现在加入了一个专门由失独者组成的圈子，“大家在这里可以互相慰藉、互相取暖，这样的环境让我们可以摘下敏感和脆弱的伪装，尽情地释放自己。”郑兰希望，可以有一个专为失独者提供的养老场所，让失独者可以在这里度过晚年。

　　政策门槛 无路养老

　　68岁的吴卫东目前还承担着很多社区内的工作，他是社区志愿者，义务给社区学生做课外辅导，同时，只要有时间他还会帮助社区居委会做一些联系居民、发放资料等事务性的工作。之所以把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是因为吴卫东害怕独处，“只要一个人静下来，就会想起他”，说到这里，吴卫东已是眼中噙满泪水。

　　吴卫东196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之后被分配到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当老师，一待就是14年，在那段时间，他结婚生子，谁承想五年前的一场大病，要了儿子的命。”

　　63岁花甲之年却遭遇丧子之痛，让吴卫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和妻子离异，吴卫东一直和儿子生活在一起，爷俩相依为命，“没有了儿子，我这后半生将如何度过？”

　　由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吴卫东有着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退休金，他曾想在家养老，但是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在身体不便的情况下恐怕不太现实。对于入住养老院后的生活，吴卫东说，自己之前在学校很多年都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轮到自己了，我也让自己尽量想开，毕竟我还活着，还得活下去。”于是，在儿子走后，他开始走访一些养老院，希望给自己晚年寻求一个安身之所。

　　谁知在与一些养老院的沟通过程中，吴卫东备受打击。“养老院入住必须需要子女做担保人，我没有孩子，谁来给我担保？”吴卫东说，失去了独子，已让自己精神上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鼓足勇气让自己继续生活下去，却又因政策门槛，无法与其他老人一样享受养老机构的服务，他现在有些无望与迷惘，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晚年该如何度过。

　　（以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文/本报记者 安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