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罪名频现盲点:男男强奸案挑战法律空白(图)

　　关于强奸的罪名空白

　　据悉，李军涉嫌诱奸男童一案中，李军以“俊俊”、“花非花雾非雾”等QQ网名结交未成年人，在其QQ内有160多个13岁以下未成年人。一名年仅13岁的男童在两三个月内被其猥亵鸡奸6次，警方已确认至少有4名未成年人受到性侵。

　　李军被批捕的罪名“猥亵儿童罪”分离自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目前《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而关于强奸罪，目前法律严格界定于“妇女”和“幼女”，不包括男性。《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对此，有人认为以“猥亵儿童罪”对“幼男”的保护，远远比不上“强奸罪”对“幼女”的保护。但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看来，对未成年男性进行性侵害，其侵害手段、行为人能够达到的目的、危害后果，都和奸淫幼女不同，“按照现行刑法分别处理，大体上是合适的。”周光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周光权认为将猥亵男童和奸淫幼女类比，本身就不妥当，“对男性的所谓性侵，实际上是猥亵男童，此时能够类比的就是猥亵女童。而刑法第237条第二款将猥亵男童和女童规定在同一条文中，说明猥亵男童的危害和猥亵女童相同。”

　　“鸡奸罪在刑法上是规定为罪的，就是猥亵儿童罪。”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李军案涉及的不是立法问题，是司法问题，“罪名上没有漏洞，如果说处罚轻了，可以给他加刑。”

　　如果李军案以“猥亵儿童罪”被判尚有理可辩，那么实践中成年男性“强奸”成年男性的行为就明显地挑战了法律空白。

　　2009年3月18日凌晨，河北石家庄，两男子先抢劫后“强奸”一打工仔，事后警察报批捕嫌疑人仅针对其抢劫环节，“强奸”事实未被提及；2010年10月24日凌晨1时，广东深圳，男保安酒后“强奸”同寝室的男同事，诉至派出所，无法立案，后两人私下解决。

　　此类涉案者即使被追究刑责，也多是以与强奸无关的罪名。2011年初，42岁某男“强奸”18岁男同事并导致受害人轻伤一案宣判，北京朝阳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年，这被认为是我国内地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女性强奸男性的行为也同样面临法律尴尬。近些年类似于17岁男生被35岁女教师“诱奸”而身心备受摧残等案件通过媒体曝光引发社会热议，但受害男性往往“投诉无门”。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性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少，实践中比较多的是男性强奸女性，鸡奸和女性强奸男性的案例即使发生，当时的传播渠道有限，这些问题没有机会放到台面上。”陈永生说，所以当时立法仅考虑到强奸罪的侵害对象为妇女，“但从其他国家的法律来看，不一定叫强奸罪，可能叫强制性交。”

　　“将来的立法修改中有必要将强奸罪的对象范围扩大到男性。”陈永生认为，目前许多地区出现因男同性恋引发的问题，潜在的危害较大，可以将强奸罪中“妇女”二字去掉，也可以通过区别不同的受害对象增加罪名。

　　陈永生认为，刑法修订历程中，将之前立法时未考虑的新情况纳入立法层面并不鲜见。

　　以盗窃、侮辱尸体罪为例，在1997年刑法增设此罪名之前，仅在1950年7月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以及1954年9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中规定有挖掘坟墓会面临的处罚，直至1979年刑法中，都没有针对尸体犯罪的规定。

　　据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在《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一书透露，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时，有部门注意到，实践中挖掘坟墓或在其他场合侮辱、破坏尸体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刑法没有对此专门规定，不好追究刑事责任。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1997年刑法第302条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