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车者”可恨又可悲 蔡洋案催社会空间建设

　　“砸车者蔡洋”可恨又可悲别让这样的汹汹血腥令爱国变色

　　《法制文萃报》专稿 作者：林寒

　　近期，西安“9•15”保钓游行中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疑人终于被警方抓获，他就是21岁的河南籍泥瓦工蔡洋。在这一流血事件发生后，舆论所及，大多数人都谴责如此行径是暴徒，但蔡洋仍偏执地认为自己充满暴力和血腥的行为是“爱国”。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年9月的反日游行中，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砸的行为，其中不乏像蔡洋这样的90后身影。

　　打着“爱国”旗号，就可以随意诉诸暴力甚至伤害他人？如此“爱国”，会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让人怎能不恐惧。

　　“爱国”在激情破坏中上演

　　“屌丝”，这是时下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其中充满了人们的无奈与自嘲。在这个词被使用的语境里，所有穷丑矮、胖脏笨、土肥圆之类的描述，都可以与它相关。比照这个标准，在媒体对蔡洋的描述中，他应该算是一个屌丝：出身农村（南阳郊区村庄）的“90后”，家境清贫（所住房子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没有床垫的双人床和角落里堆放的一些谷物，一盏无力的白炽灯），学历不高（小学毕业就外出打工），工作累（做泥瓦工），生活没有保障（有活干有钱，没活干没钱）。

　　应该说，蔡洋就是千万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大多生于农村，随着打工潮来到城市，怀揣一场城市梦，然而由于受自身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社会经验等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从乡下人到城里人身份的转变。正如蔡洋，离开乡村的他脱离了基于地缘和血缘的熟人关系网络，来到陌生的城市中，却无从在这里建构出新的交际圈子和支持资源。因此，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他，在成长中，有着孤独而无处安放的青春。

　　对于蔡洋来说，当外部世界对他封闭时，他就一头扎进了网络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在QQ空间里，他留下了对爱情的向往（“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了”），对现实的失望（“明年的我还是现在这样吗”、“我想出家做和尚，可是连和尚也要大学生”），甚至在他在打伤李建利后还写下了“今天参加游行了，头被砸出血了”的字句。

　　事实上，在毁车、伤人这样的恶性行为之前，蔡洋干得最出位的一件事只是在打工时，对着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而这种恶作剧式的不道德行为让他为此“感觉很爽”。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下跨越了从不道德到暴力违法的鸿沟，而且还冠以“爱国”之名？

　　据蔡洋的嫂子说，2004年，当时十几岁的他和村里几个孩子玩游戏，就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不久之后，他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可以想象，一起固化为他童年时代最后色彩的，除了那些少的可怜的文化知识，就是“打倒小日本”这个最后的童年记忆了。这种潜移默化一直持续地影响着他，他至今仍痴迷于战争片，打开2010年上映的抗日题材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反复地看。此外，在网络世界里，占据他最多精力的，也是一个叫“穿越火线”的网游。这是一款激烈的枪战游戏，口号是“三亿鼠标的枪战梦想”，界面上大大的字迹跳动“兄弟们！战起来！”游戏里蔡洋的“军衔”是一名下士，总共杀敌4824次，自己也被击毙了7997次。

　　有人说：“人们偏见的根源往往来自无知，我们对一件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容易形成看法，而且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的看法。”小时候玩的“打倒小日本”的游戏、痴迷其中的抗日电视剧、血腥暴力的网游……从蔡洋身上，我们意识到，童年深处的记忆、极端情绪的现实唤醒、暴力因子的根植，这些共同建构了这个生活于简单世界的年轻人对于“抗日”、“爱国”模糊的价值观。

　　事实上，这些仍不足以成为一个人走向暴力的必然原因。但当以上因素与其心智结构相遇，就埋下了暴力的种子。而这时，反日游行作为机会出现了。

　　在集体行动场景当中，群体中的个人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去个性化、互相感染和责任分化等社会心理，此刻情绪而非理性激荡着大多数人的心。而作为个体的蔡洋内心世界在9月15日那一天与游行队伍的偶遇中被调动起来，参与其中的这种神圣感明显超出了他在世俗生活中“为了今天的两百块继续奋斗”带来的成就快感。

　　西安“9•15”保钓视频显示，市民李建利的日系卡罗拉轿车遭游行队伍围堵后，蔡洋开始用一把U型锁猛砸李建利的车。当时，李建利的妻子恳求说：“我们买日本车不对，以后不买不成吗，都是血汗钱，别砸了。”但显然沉浸在宣泄中的蔡洋无动于衷，情急之下，51岁的车主李建利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暴怒的蔡洋将手中的U形锁向着李建利头部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其中伴随着一声颅骨被击穿的闷响，李建利倒在血泊中。而被砖砸得头昏脑胀的蔡洋用T恤衫捂在头上止血，跟随着队伍继续向前。

　　一场偶然的交集，就这样改变了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命运。

　　暴力非理性并不只属于屌丝

　　西安的打砸事件并不是个别现象，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全国数十个城市在9月的反日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暴力行为。游行之后的9月19日，青岛警方宣布刑拘了6名在游行中涉嫌放火罪、抢劫罪等罪名的违法人员；随后，深圳警方也宣布刑拘7名涉嫌打砸的违法人员；广州刑拘10人；长沙刑拘6人……在这其中，有许多是“90后”无业人员。他们如同蔡洋一样，嘴上叫着“爱国”，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懂什么是爱国。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9月18日，广东江门警方伏击抓获7名疑犯，均为贵州籍青少年，年龄在16-22岁之间，因无业，无经济来源，自7月12日开始，在蓬江、江海、新会、开平等地作案，其中9月14日-18日，5天内作案78宗，连撬砸78辆小车，大部分是日系车。当警察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这么做时，他竟然说是“爱国行为”。

　　毫无疑问，蔡洋式的此类人物是可恨的，同时也是可悲的，其行为也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非理性并不是仅仅属于不承担具体责任而空喊“爱国”的年轻人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著名韩姓教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对其专访时，就对蔡洋式打砸暴行高度认同，甚至将其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相提并论。恰恰也正是这位教授，在北京的反日游行中，仅仅因言论不和，就以惩罚汉奸之名，掴一位八旬老者的耳光，且至今拒不认错。

　　需要指出的是，与蔡洋的头脑模糊不同，韩教授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知识使他能够清楚认知使用暴力的危害性，但对于他而言，爱国的意义只是“顺者昌，逆者亡”简单粗暴的强权程式。他认为“日系车主本身没有错”，但是人们需要发泄对日本的这个情绪，所以日系车和日系车主就变成了殉道者。用他的话说，就是“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

　　这让人只能想到一句话：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因此，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对群众的民意宣泄总是会保持应有的警惕，因为这种宣泄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也是极不稳定的。它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其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狂热和暴力。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文革”中的游行、检阅、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就是这种仪式化的整合。狂热的人们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并以大义之名裹挟着每一个人,致使他们一见到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历史证明，这种极端的运动曾使整个民族丧失理性。

　　五四运动被韩教授十分推崇，这其中当然不乏血与火的记忆，但别忘了，革命先贤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却不是他人血泪。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中，记者曾向韩教授提问：“你自己或者家里有日货吗？”他的回答是：“有啊，怎么没有。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同作为社会人，韩教授和李建利的角色在一点上实现了重合：都是购买了日货的消费者，此外，作为一位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教授，韩教授更应该了解法有明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意义。因此，公众无法想象，不论是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还是正视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韩教授究竟能从什么立场阐发出“殉道”二字来为打砸抢开脱。但不容置疑的是，在这场非理性的“爱国”中，“打人者”韩教授与“砸车者”蔡洋确实取得了混乱灵魂的共鸣。在此，笔者想说的是，请让原则和理性、而不是简单的敌我之分来引领我们的是非判断。

　　蔡洋案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90后”屌丝与著名教授，草根阶层与知识精英，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人，却在使用暴力的态度上“心意相通”。如此怪异的一幕，提醒全社会不得不认真审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文革”的教训，我国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的建设仍面临着诸如戴着爱国面具的暴徒冲击这样的危险，“路漫漫其修远兮”。

　　蔡洋案催促社会空间建设

　　蔡洋的落网证明，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长久沉默。逾越法律底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法律专家从法律角度分析本案，指出李建利在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蔡洋用钢锁猛砸受害人致命部位，造成李颅骨被击穿，如果法医鉴定李之伤情属于“开放性颅脑损伤”等严重伤害的，就构成重伤，依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处三至十年的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重刑，乃至死刑。而嫌犯砸李建利日系车之行为，则涉嫌“故意毁坏财产罪”，依刑法第275条规定，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损害财物数额巨大，最高刑可达到七年。就此而言，蔡洋难逃数罪并罚之严惩。刑事责任之外，还必须赔偿李建利的高额医疗费用。

　　目前，有一些网民呼吁对各地保钓示威游行中打砸伤人的行为予以严惩，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此案中嫌犯蔡洋会不会被判死刑的争议。但笔者认为，无论我们对这种“脑残”式打砸抢烧行为是多么憎恨，法律绝不能失去公正，他们必须受到公平的法律处罚。只有这样，才可以震慑那些以身试法之徒，这也是教育更多公民学法、知法、守法、信法，从而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前进。

　　另一方面，蔡洋案对于中国建设公民社会也提出了新的警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放在传统中国很完满，但用到现代却少了一环：那便是“家”与“国”之间的“社会”。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是西方的“团体主义”；用现在知识分子的提法就是“公民社会”。在最近的反日运动群情激昂中，为何有些人会以“爱国”为名做出种种冲动之举？这些问题都和缺失的一环——“社会”有关。

　　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社会最简单的对应是生活的“社区”。这个社区是地理意义的，比如我们生活的公寓或者大院；也是情感和认同意义的：个人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认同为社区的一员，对社区有归属感，在此基础上愿意为社区的发展做出努力。

　　而对于孤独的“蔡洋”们来说，“社会”的缺失首先来自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性”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制度”之间的抵制，使在外奔波者产生一种“不安定”感，“融入”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和谐的社会在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空间的成长。大力培育社会组织能增强“蔡洋”们的社会归属感，促进其融入城市，如加强企业和当地工青妇组织、社区的联系，培育农民工群体组织，引导社工组织进企业和社区，这些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身心健康和劳动权益的举措，能使其不再处于孤独生存的原子化状态，善加引导其无处发泄的精力、情感和反社会冲动，使其生活在归属感和安定感之中。

　　●结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让蔡洋和李建利式的悲剧不再重演，是全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