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倍增计划”的经验和教训

　　下村主持的“倍增计划”独到之处在于，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日本政府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日本“倍增计划”的经验和教训

　　《环球》杂志记者/冯武勇（发自东京）

　　《环球》杂志记者/郭朝飞（发自北京）

　　1959年3月9日，时任日本财务大臣的池田勇人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两倍论”一文。池田在文中提出，只要中央政府政策得力，在日本国民共同努力下，今后5到10年，日本人月薪翻倍甚至增至三倍绝非梦想。

　　翌年年底，已经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内阁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翻倍的目标，从此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黄金十年。

　　实际上，日本经济增速远远超过池田当初的预期。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40.58万亿日元，是原定目标值26万亿日元的近两倍。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超额完成，不仅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也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回过头看，池田及其智囊团制定的“倍增计划”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规划”范畴，而是一份改变日本社会形态的蓝图。

　　战后经济的转折

　　与任何一份社会发展大蓝图的诞生类似，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产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

　　在“倍增计划”诞生的前夜，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正在经历战败以来最激烈的转型。

　　当时，岸信介内阁因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各界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岸信介内阁风雨飘摇，于1960年7月黯然下台。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勇人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替岸信介成为日本第59代总理大臣。

　　“正是由于之前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池田勇人内阁上台时，日本国内政治矛盾比较尖锐，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比较厉害。因此，池田勇人上台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收拢人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研究员林家彬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池田勇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他想用这种办法把各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

　　日本历史学家中村隆英在新版《昭和史II》中也指出，利用“倍增计划”这一经济政策，池田成功实现了国民融合，也是日本战后政治氛围的重要转折。

　　经济方面，日本在经历和享受朝鲜战争等“特需景气”、“神武景气”后，到50年代末，高速增长势头已开始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冯昭奎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1955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之后，日本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经济将减速。”

　　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是：“特需”时代结束了，日本需要收缩投资和银根，以免库存过剩。1956年，日本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有一句著名论断：“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这既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从战后废墟中走了出来，也暗示战后重建拉动的高速增长期临近尾声。因此，岸信介内阁晚期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把今后几年的年均增长率调低到6.5%左右。

　　与这一主流看法针锋相对的是经济学家木村治。早在池田执掌大藏省时期，木村治就是池田经济智囊团“木曜会”的核心成员。木村治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设备投资的乘数理论”提出，日本正处于经济腾飞初期，民间投资意愿强烈，如果加以正面引导，今后年均增幅不会低于10%。木村1959年2月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发表在专业经济刊物上，引来了包括“新长期经济计划”拟定者大来佐武郎、当时日本经济学泰斗一桥大学教授都留重人、日本央行调查局次长吉野俊彦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围攻。

　　池田1959年3月发表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月薪两倍论”，其实正是对木村的一种声援。研究日本战后历史的不少著作指出，池田本人是“经济通”，他与木村的“完美组合”是催生“倍增计划”的关键因素之一。

　　冯昭奎认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当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均GN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因此，当时日本老百姓对生活水平也有了新的要求，这也是“倍增计划”的一个基础。

　　“有管理的凯恩斯政策”

　　1960年12月27日，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池田内阁正式出台“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国民所得”，即国民生产总值从13万亿日元倍增至26万亿日元。（注：日语中的“国民所得”并非指国民收入，而是国民生产总值。）

　　“倍增计划”开宗明义指出，制定这一计划的目的包括：经济规模倍增，扩大就业达成完全就业，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上扬，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取得均衡发展。

　　林家彬告诉记者，当时日本经济主要面临地区差距扩大、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双重结构矛盾、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

　　因此，“倍增计划”特别强调，将通过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升级、加大落后地区开发力度等缩小城乡差异、工农差异以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发展落差。

　　下村主持的“倍增计划”独到之处在于，尽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计划，但计划落实重点放在促进民间企业的活力上。日本政府通过减税、降息等方式，以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激发了民间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饶有趣味的是，当时日本民众对“倍增计划”反响颇为冷淡。

　　《读卖新闻》当年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5%的日本民众认为十年收入倍增有望实现，多达40%认为不可能实现，另有45%回答说不好，其实也就是持怀疑态度。《读卖新闻》解读说，在众多民众看来，“倍增计划”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然而，最终事实证明，池田和下村不仅押对了赌注，而且成果惊人。当时的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到1970年度，日本“国民所得”实际达到了40.58万亿日元，是10年前的4倍，“倍增目标”的两倍，年均增幅达到了11.6%，远超计划设定的“7.2%”年均增长目标。同期，日本人均消费支出10年内增加了2.3倍，显然经济腾飞惠及到庶民生活。

　　“倍增计划”的超额实现，后来被称为“东洋奇迹”。产生“东洋奇迹”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日本经济史学家编著的《日本经济》《战后日本经济》等指出，“倍增计划”实质是“有管理的凯恩斯政策”，其成功因素包括四个方面。

　　财政金融层面，有作为投资来源的民间高储蓄率，有日本政府为确保企业融资采取的“护送舰船”方式，有利于出口的低估价日元固定汇率，有减少企业成本的低法人税。

　　劳动力层面，包括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以及通过工会确保劳资关系稳定的“企业社会”形成。

　　冷战“红利”，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持续“特需”，以及美国当时在亚太地区扶植反共基地的战略需要。

　　另外，轻武装、重经济的国家大政方针，使得社会财富能大量用于经济建设。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则在有关“东洋奇迹”的教程中强调，除了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大引导作用外，重视教育和技术提高也是“东洋奇迹”的根源之一。

　　深刻改变百姓生活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被西方称为奇迹，日本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也不能忽视日本人民的辛勤劳动的作用。虽然西方说他们已经到了工作中毒的地步，但日本人民的勤奋和艰苦奋斗精神在世界公认的。”冯昭奎说。

　　“倍增计划”期间，日本老百姓生活的变化也反映出了人民对于“倍增计划”的贡献。

　　首先，60年代，日本国民的家庭形态和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一时期，日本年轻人的自由恋爱结婚超越了相亲结婚，家庭也转变为趋于三人的小家庭。但同时出现了住房难问题，大和建筑开始试制预置板装配式房屋。同时，赶造房屋又带来了很多宅地使用问题。到60年代末，高层住宅开始流行。

　　由于住房难问题，日本家庭形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很多女性从专职主妇摇身一变成为职场白领，在职场上开始发挥作用。

　　这样，当时日本城市就出现了由于父母双双上班，不得不自己带钥匙回家的“身挂钥匙儿童”现象。在农村，出现了由于青壮年男性外出工作，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妈妈来承担农活的“三老农业”现象。

　　同样是在60年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工业快速发展，日本国民的饮食文化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大家工作很忙，所以想吃得简单一些，“速食”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方便面、方便咖喱等都大受欢迎。而且，这个时期，受到电视广告的影响，一些新商品也大举进军电视广告。

　　直到现在，一些企业、商品都还留在记忆里，这些也都称得上是60年的象征了。譬如有著名食品制造商日清食品生产的“鸡汤拉面”、“方便炒面”、“日清汤面”，SANYO食品生产的“长崎拉面”、“札幌1号酱油拉面”，东洋水产生产的“小丸子味噌拉面”、“小丸子叉烧面”等。

　　除此之外，“自动售货机食堂”、“车站盒饭热”、“立食食堂盛况”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光影和痛楚

　　“收入倍增计划”给日本带来深刻的变化。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得以延续，期间，日本先后迎来持续42个月的“岩户景气”（1958年7月~1961年12月）、延续24个月的“奥运景气”（1962年11月~1964年10月）、延续57个月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

　　1963年，名古屋到神户的名神高速公路部分通车，这是日本第一条都市间高速公路。

　　1964年10月1日，东海道新干线东京-新大阪区段通车，富士山下行驶的新干线从那个时候起成为日本经济腾飞的标志性影像。

　　同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日本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跻身西方发达经济体行列。

　　1968年，日本经济规模超过西德，跃居世界第二。

　　1970年，大阪成功承办了世博会……

　　企业为确保劳动力充足，“终身雇佣制度”随之诞生，工薪阶层等劳动者的收入快速增加，同时促进了国民“中产意识”的扩大。技术、管理、销售部门等企业白领层的扩大和薪水增加，为大量消费社会的出现准备了需求群体。

　　到1970年，十年前普及率约在20%的“三种神器”——黑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在日本家庭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80%，“新三种神器”——彩电、空调、汽车开始越来越多进入中产阶级家庭，宣告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时代的到来，并催生了日本的流通革命。

　　与此同时，根据“倍增计划”下的财政金融政策，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建立起“全民医保制度”，奠定了打造福利国家的制度基石。

　　林家彬表示，日本“倍增计划”有其借鉴意义，日本通过社会政策调整缩小地区差距、调整收入分配值得学习。

　　但是，日本“倍增计划”的十年，并非只有光辉。1964年，因病卸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东京银座附近的国立癌症中心住院。有一次，他与心腹、政策团体“宏池会”事务局长木村恭在医院屋顶观景，池田指着建成不久的首都高速公路、充满活力的银座感慨，“今后，会怎样呢，还是挺担心的。”

　　此时，经济高速增长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如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失后的荒废、大城市人口过密、层出不穷的环境公害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由于产业政策上对重化工的引导，日本出现了后来所谓的“四大公害病”，即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亚硫酸气体），熊本县水俣和新潟县的水俣病（汞），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疼痛病（镉）。

　　1969年，自小生活在水俣的一名主妇石牟礼道子出版了《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一书，震撼了日本列岛。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于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1年日本政府成立环境厅，承认环境问题已经是日本社会主要问题之一。

　　1972年田中角荣上台，提出“列岛改造论”，日本列岛大兴土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翌年，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高速增长时代宣布结束。

　　“所得倍增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70年，在众人迷醉的高速增长中，计划的发起者之一下村治清醒地预测，低增长时代即将到来，对开始抬头的金钱游戏导致的资产泡沫提出了警告。但是，如同当年一样，木村的声音再次成为另类。

　　1989年，下村去世。不久，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日本“三大景气”

　　岩户景气是借用日本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的传说中有关“天之岩户”的“岩户”二字，形容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共42个月的长期经济繁荣。这个称呼来源于日本的神话故事，说的是远古时代成千上万的神仙在太空聚会，当祭典结束时，诸神终于将天门（由岩石砌成，称“岩户”）推开，里面的天照大神下降人间，从此开创了日本国。

　　奥运景气是指日本1962年11月至1964年10月由于夏季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而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奥运会使日本大大加快了交通运输网络和体育设施的建设，交通网将东京首都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海道新干线和首都高速道路都在这一时期建成。体育设施方面，国立竞技场和日本武道馆等作为比赛场馆建起。许多民众也为了收看奥运比赛而购买了电视机。房地产市场因为奥运蓬勃发展。日本为了东京奥运的直接场馆投资为295亿日元；而间接投资（公路、地下铁等交通建设、上下水道铺建等）则达9600亿日元。

　　伊奘诺景气是指日本经济史上自1965年到1970年期间连续57个月的经济景气扩张。被认为是二战之后日本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之一。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一度陷入经济不景气。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发行战后的第一次建设国债，自1966年后经济景气持续畅旺。在这期间，有不少大企业合并。同时私家车和彩色电视快速普及。日本国民的所得水平快速提高，当时有所谓的3C（新三种神器）之称，即汽车（car）、空调（cooler）、彩色电视机（color television）。同时，日本在此期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来源：2012年1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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