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首度回应毒胶囊风波

　　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记者：发那条微博时，考虑过吗？

　　赵普：当时完全是舐犊的心态。孩子的防范能力特别低，而这些食品是大人提供的，如果大人不知道，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果冻和老酸奶不是必需品，假如是关于面粉或是稻米，这就要极其审慎。但零食即使不吃，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危害，如果吃却有可能造成危害，两害相权肯定选择不吃。

　　那条微博，第一我是转的，不是原创。后来我在跟进的微博里还发了一些解释性的话，但有许多人没有看明白。从我在媒体工作的基本规范考虑，转发也是要负责审核的，审核的过程我是有的，因为这条短信来的时间并不短，不是我看到了就转，而是沉淀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甚至到网上搜了相当多的资料。

　　记者：沉淀的结果如何？

　　赵普：老酸奶在青海牧区，是自然发酵而成的稠度，现在的老酸奶，是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如果不添加东西不可能出来这种稠厚的口感。当时我已经没有解释的机会了。

　　记者：有人说正是因为你的这条微博，《每周质量报告》的“胶囊里的秘密”才得以播出，是这样吗？

　　赵普：应该说是意外地达成了某种互动关系更准确，而不是主观故意的。因为用提前爆料的办法倒逼真相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职业操守。职务行为决定了你要做的事情要通过审查，而且这个审查机制在哪个国家都有，而本人不是这条新闻的亲自参与者，所以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记者：那你一定相信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了？

　　赵普：对方是一个职业媒体人，关于工业明胶的监督报道，这位记者暗访了近一年，手里握有大量证据，因为篇幅关系并没有完全播出。他采制的这条新闻属职务行为，但他的本意并非想通过我提前曝光，因为短信内容没有曝露出是职务行为。人们之所以得出职务行为的根据是，转发人是我，所以很快就被联想到该内幕消息来自中央电视台。

　　记者：关于工业明胶向食物链渗透的报道早就有过，为什么这次火力如此集中？

　　赵普：央视二套的《生活》栏目早就曝光过，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媒体也曝光过。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怕在哪儿？被遗忘得很快。

　　从整个事件链条上看，我并没有做一件错事，可能我在不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因为我说的事人家早就调查完了，我只是意外地提示。我想表达的是食品的过度商品化包装，创造消费者不必需的口感，这才是值得关注的。

　　大量的转发和评论还是因为我的职业背景。我倒很欣喜看到这点：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透露出来的信息，如果影响产生了，就说明公众对央视曝光监督类的新闻还是信任的。说明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为央视在监督报道上赢得了受众的信赖。现在回头看，我挺为央视的这批人，或者为我们的这种属性而自豪。

　　记者：你始终没有透露这位神秘人物吗？

　　赵普：我曾经与我的领导讲过：我宁可辞去公职，也不会暴露他（她），尽管你可能是我们共同老板。这个就不能简单说是职业操守了，更是同行之间的一种相互保护，你也可以理解为是遵循某种职业伦理。或者说，是我对这位记者，对监督职能的理解。如果把他暴露了，供出了我的上线，我得以解脱，但会伤害到他和他苦心经营的事业。止于我的结果最好。真相已然爆炸出来，到我这儿是最好的，对他是最好的保护。

　　当然，在我们央视内部，这种态度和立场是被尊重的，不会有哪个领导逼问。事实上，当我被保护起来了以后，我也没有意外情绪，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记者：你称这4个月的消失是保护。

　　赵普：对。因为我们，整个工业明胶产业链被曝光，肯定触动一些人、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压制我本人，也包括对我单位施压。某协会甚至放言要起诉我，真要对簿公堂，倒变成一件更好的事。相关协会还采取一些诸如公文送达的方式告知单位。他们甚至报了案，而且公安还真的以某种方式知会台里等等。

　　许多人不知道，以为压力来自台里，来自内部。其实不是。在这件事的应对上，台里与我是共同体，一起对抗外来的压力。许多人以为我是被台里处分了，其实不是。让我暂缓出镜只是对抗压力里最无奈的一招。

　　记者：台里与你商量让你暂缓出镜？

　　赵普：是的。不像外界传的那样，恨不得迫害我似的。是商量的：咱们是不是避风头，让这个事情归于平静，既然已经大面积地曝出来了，胜利果实已经有了，何必与这些利益集团争一时长短。

　　让我先不出来，也是对我的保护。因为河北工业明胶的生产，早已与资本、权力高度融合了，所以这一事件毁掉的不是一两个企业，而是整个产业链。我当时也处于危险状态，所以，也有一些自我保护措施。包括我以胡子示人，是与台里在一起应对外来压力时的默契，让人看到我暂时不工作了。

　　记者：重回《晚间新闻》节目，现在工作角色有转变吗？

　　赵普：每次新闻做完以后，都还有一些观点性的话，又不知道放在哪儿合适。正式的评论一般跟在当条新闻之后，但整个节目之后，似乎还有一些话不在新闻本体的范畴里。与制片人商量，意犹未尽的话可以说几句，当时正是反日游行闹得最厉害的阶段，我就讲了一个日系车主的故事，同时我说“理性是安全感的奠基石”。虽然只一百多个字，效果却很好。

　　后来发现这个段落对节目是必要的：对今天播完的几十条新闻，来一个小小的梳理或是重点的突出。这件事是非编辑规定动作，从主编到责编没有人是负责这个事的，于是撰稿便交给主播来完成。

　　记者：因为录制原因无法即兴表达？

　　赵普：《晚间新闻》除去两段广告，只有二十多分钟的有效时间，必须精确到秒，必须写成文字稿，以半口语、半文字的方式表达。文字量在150字到200字左右，要录入到系统里进行“三审”。因为我的文字能力是被认可的，他们基本上不大改动。

　　记者：有人说你的评论退回到妥协。

　　赵普：许多人觉得这些短评没有那么过瘾，但在官方语汇里基本上已经到极致了。我们首先不能过多流露情绪，还得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沈阳的一个救助站，从头一年的11月到第二年3月上街寻找流浪人员，是怕冻伤冻死。我追问记者站，知道当地已经搞了13年：未成年人一旦发现必须强制带走，带到温暖的地方，但对成年人须征求其同意。我需要与大家讲的是政府角色：沈阳的做法值得肯定，因为这个制度实施了13年，但这不是政府在释放爱心，而是政府的责任底线。我站在央媒的视角要看全国，沈阳做得好不代表其他地方做得好，这种评论就非常有用。

　　比如温岭神水事件，我希望老百姓听到，也希望地方政府听到。我不愿意批评老百姓，老百姓所谓的愚昧或者国民性问题，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马上能够解决的是卫生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切断它，第一时间出来澄清、科普，不至于到大肠杆菌超标到多少倍的时候再站出来说话，当地政府后来做得也挺好，但在目前这个媒体环境下你的应对就晚了。我不希望就温岭说温岭，在同类事件上，其他地方政府反观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原来央媒是这样看的：不光要看结果，还要看解决问题的时机。这对他们是有效的督促，对事情解决是一个促进。

　　记者：是否有不能突破的红线？

　　赵普：我想写毕节流浪儿冻死的评论，可这条新闻当天的新闻里没有选。我又特别想说这个事，怎么办？正好刘延东出席中国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周年纪念活动，这条新闻后，我强调：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加入这个公约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签署这个公约既是对国际社会的郑重表态，也是对所有儿童的庄严承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让我们的孩子远离伤害、饥饿和不安全。今天，对孩子好一些，再好一些，未来才能好一些，更好一些……我没有说毕节两字，说者有心，听者如果有心也会懂。

　　对媒体的约束，哪里都有。但我寻求的不是突破，我寻求的是最大的可能性。

　　记者：在演播台后对着镜头不能完全表露个人情感，起初会不会痛苦？

　　赵普：不会。当你选择媒体平台作为自己抒发职业感情的渠道时，前提就是共生共赢，要寻找共同点。这里允许你表达个性，但总的共同点是一样的：真实、权威。这是彼此认同的。所以找共同点的时候和机会要比不同点多得多。

　　有时候某些表达觉得不过瘾的原因往往是情绪。我现在介入评论以后，情绪是最需要警惕和克制的，要把最初的情绪过滤掉。但是过滤情绪并不意味着过滤观点和立场，我总会寻找个人价值判断和平台价值判断最能够融合的地方。

　　记者：你对当下社会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赵普：集体无意识。像反日游行这种事，就冲上去了，就砸同胞车，而且振振有辞，这很可怕。群氓，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警惕的。

　　根源在教育，我们的教育没有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独立人格的人，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代被集体化了。过去人的角色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现在个人与集体关系发生变化，你既是集体需要的一环，同时也应是与众不同的能够有别于他人的个体。现在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波一波参加各式各样培训，这些培训教给孩子的都是术，没有告诉孩子怎么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才是应当重视的，是道。

　　当人云亦云泛滥时，有一个孩子能勇敢站出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多了，进步就自然而然会产生。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