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汉娜-阿伦特
仁者爱人。
——孟子
在古今智者深沉恬静的思维世界里,情感与理性仿佛已完美地合二为一,“爱”和热情的具象化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现实中,远离理性的、抽象的情感,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倾向就是这样的情感,并且在政治领域表现突出。
今年8月以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冲突不断,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城市出现了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抗议活动,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以“抵制日货”为名的过激行为在多个城市出现。对此,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似乎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正呈现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国内一些媒体也出于各种目的,借机跟风炒作民粹主义话题。但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年9月完成的“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所得结论,公众对不平等现象有着较大容忍度,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观察,并不能看到显著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中国公众的民粹程度究竟几何?中国的民粹化现象有哪些特征?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网络环境中似乎长期处于相对亢奋状态的“80后”、“90后”,是不是民粹化群体的“主力军”?
基于如上种种疑问,我们期望通过调查研究,首次从正面对中国公众的民粹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并借此深入把脉社会思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
要实施调查,首先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有解释能力的民粹主义评测方法。按照保罗·塔格特的论述,民粹主义并无明确定义,它可以依附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上,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粹主义者或民粹主义现象都具有以下特点:
1、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2、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3、缺乏核心价值观;4、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5、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
显然,仅依据以上特点,无法精确描述中国的民粹主义。实际上,民粹主义在不同政治环境中表现的形式皆有不同。因此,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构建了包含8个核心特征、6个非核心特征的评测模型,既涵盖了民粹主义形式的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对中国独特性的解释。
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实施,调查过程自2012年10月21日始,至2012年10月31日止,回收有效问卷1122份。调查内容包括:一、与民粹化特征相关的29个问题(多数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二、人口统计学资料。我们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我们的理论模型和调查问卷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设计的,因此不能直接用于测量其他国家的民粹化水平。但若能用这套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进行定期追踪研究,则可了解中国公众民粹化倾向的长期趋势。
民粹主义倾向测评模型及结果
结合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和当前中国较为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从以下特征着手,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1、爱国主义情绪高低;2、对政府的不满程度;3、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4、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5、排斥他者的程度;6、怀旧情绪的高低;7、社会信任程度;8、非理性程度;9、思想保守程度;10、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11、对自由的态度;12、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13、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14、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其中,1~8为核心特征,9~14为非核心特征。
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我们将每个方面设计成一个“测试”,每个“测试”又分解为若干问题。考虑到民众心理的多样性,不可能期望每个被称为民粹特征显著的人在这14个属性上都很突出,所有的测试结果均呈显性。因此,我们研究了各种组合,最终确定,如果某个人在与核心特征相关的8个“测试”中有5个结果呈显性,且在与非核心特征相关的6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将他看作“民粹特征显著者”。同理,如果某个人在前5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且在后9个“测试”中有4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把他看作“民粹化倾向者”。以下,我们将分析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每个特征,并给出受访者在这些特征上的相应统计数据。
是否有较深的怀旧情结。我们所测量的“怀旧情结”,并非是指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尊重传统,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指:由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民众更可能因为缺少一个可认同的政治身份,而倾向于从旧有的政治体系中寻找一个身份符号作为寄托。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怀旧情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中国与外国发生外交冲突时,很多人倾向于把外国看成是有敌意和有威胁的。尤其在当下,外交冲突在媒体中似乎已成了中国民粹主义唯一的导火索。为测量民众的外交冲突敏感性,我们设置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问"有些国家总是欺负或挑衅中国’这样说对么?”19.3%的民众完全赞同这种说法,31.3%的民众表示在较大程度上赞同。接着,我们发现,有54.7%的民众承认,“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另外,有54.5%的民众主张,“反抗外国侵略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第二,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9.2%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25.0%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在处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时,胆量比对利害关系的思考更重要”的说法时,31.6%的人表示完全赞同或在较大程度上赞同。
第三,“极端爱国主义”促使民粹情绪高涨。爱国主义本身值得褒扬,但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成正相关关系,与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政治认知程度和政府满意度成负相关关系。为测量受访者是否有极端爱国情绪,我们设置了四个问题。当问及“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想法?三成受访者表示完全符合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对于“无论中国有什么缺点,我仍然爱这个国家”这句话,有87.7%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同意,其中,高达35.7%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六成民众对于“当外国对中国形成威胁时,人们应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团结对外”的主张持基本肯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22.0%的人承认,“假如有来世,会选择继续做中国人”。
是否有较低的政府满意度。当人们对政府感到不满时,就可能以“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之名,响应民粹主义号召。为测量政府满意度,我们首先问"在我对生活或社会有不满时,政府也不会关心我的看法’这句话正确么?”30.9%的人表示这句话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符合他的感受。在政策“输出”方面,36.5%的民众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现在,政府的政策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与爱国主义情绪一样,对政府不满本身并非负面的现象,只有在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时,它才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滋生。
是否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反对精英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日常生活看得非常美好;另一方面将普通人当成神灵、美德或某种美学价值的化身,并为普通人冠以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当问及是否赞同“生活中的普通人往往具有最值得赞美的精神”这句话时,高达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另外,有70.7%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认同“平凡的生活是最美的”。
是否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民粹特征显著者通过意见和言辞上的特征来识别他人,将没有这些特征的人排斥在自己所认同、归属的人群之外。这种排斥心理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网络社区中常见的“是中国人就转”一类的言辞。在调查中,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的说法,17.9%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少于表示完全反对的人(20.6%)。对于因爱国热情而产生的冲动行为,32.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远少于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对的人(64.0%),仅有3.3%的人表示完全肯定。这说明,对于在日本“购买”钓鱼岛后一些人以“爱国”名义进行的过激行为,多数民众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在“80后”、“90后”群体中,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的人高达42.8%。
社会信任度是否较低。正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信任,无法融入真实的、具体的集体中,冷漠相待,以邻为壑,才更可能让人迫切地从一个空洞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中寻找温暖。我们采用简化了的罗森堡量表测量社会信任度。当被问及“当您遇到困难时,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关心您么?”,34.8%的人表示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高达94.9%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如果我不注意,别人就会欺骗或欺负我”的说法。
是否缺乏理性。非理性是以上所有因素转化成民粹主义的催化剂。首先,非理性表现在盲目从众、缺少对善恶的判断上,因此我们问受访者“我很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是否符合其心理。对此,85.0%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心理。接着,我们关心民众对于“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解,有57.1%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最后,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鼓吹强人政治,轻视宪政制度。因此,我们将马克斯·韦伯对统治权威的分类做成问题,看受访者看重领导人的哪方面品质。高达50.5%的民众选择了“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多于看重“由法定程序产生,按照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做事”的人(44.7%),仅少数人选择了“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
思想是否守旧。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盲目服从。对于“领导和长辈的要求,即使违备道德,也应当照办”这种说法,有37.9%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另外,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我们问民众是否赞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完全没有违反法律,也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严厉惩罚”的观点;对此,高达62.3%的人表示赞同。在“购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违反法律来表达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道德至高点,仅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很可能极力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其次,道德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有很强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爱国主义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
是否轻视自由。民粹特征显著者对群体符号、服从和道德观的依赖,可能使他们轻视自由的价值。我们问受访者对“自由是人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否赞同,基本上或完全赞同的人占到了74.1%。
对政治事务、理论和精英集团是否存在抵触情绪。首先,出于对精英主义的否定,民粹特征显著者更可能看重简单、直接的手段,他们不认为复杂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给自己带来福利,因而也不关心政治。调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对政治完全(或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兴趣。另外,由于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借鉴西方政治发展成果没什么必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调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观点。其次,民粹主义还可能轻视理论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对于“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这种观点,有高达71.5%的民众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最后,无论一个强占大量公共资源的权贵阶层在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众对此的负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绪。调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正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说法,其中高达49.2%的人表示完全认同。
综合以上提到的标准,我们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
在民粹特征显著者中,满足“将日常生活浪漫化”这一核心特征的人最多,达94.3%(普通民众中仅76.5%);满足“对政府的满意度较低”这一核心特征的次之,有91.5%(普通民众76.2%);满足“有极端爱国情绪”这一核心特征的有91.2%(普通民众55.4%);满足“思想守旧”这一非核心特征的民粹特征显著者最多,达91.7%(普通民众51.9%)。
民粹化特征和民粹化倾向在不同群体中的分布情况
“80后~88前”群体的民粹主义情绪最低,“50后”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比例最高。年龄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相关性。调查发现,“50后”民众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高达50.0%;“60后”次之,民粹特征显著者占42.3%,且“60后”群体具有民粹特征者的比重最高,为64.8%。在“80后~88前”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的比重最小,仅26.9%。
职业对于民粹主义情绪有一定影响。调查发现,在“熟练工/保安”和“外企、私营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分别占相应群体的70.0%和44.8%。而在“专业技术领域”和“学生”群体中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少,均不高于三成。
消费水平越高的群体,其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越小。我们将消费水平分为低(每月1500元以下)、中(每月1500-8000元)、高(每月8000元以上)三个水平。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相应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随之降低,普通民众的比例越大。另外,在高消费群体中,关心政治的人中仅有8.3%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远低于不关心政治的人(22.7%)。在低消费人群中,对政府比较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更高(36.5%),远高于对政府较满意的人(11.9%)。
大专学历民众中有较多的民粹特征显著者。调查发现,学历与民粹主义情绪有较强的相关性(卡方值=43.629,临界值=9.48,α=0.05)。在“大专群体”和“中专/职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1.5%和41.3%;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博士和硕士学历的人群中分别只有18.2%和26.2%。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有更多自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我们根据对于“我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这句话与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来判断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调查发现,在这方面有较强自信的民众(选择“完全符合”或“在较大程度上符合”)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从整体上看,文化自信感越高的群体,具有民粹化特征者所占的比例也越高(spearman相关性=0.309)。而在对中国经济有较强自信的群体(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中国的经济水平排在世界前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50.2%,比不太自信的人的比例高出25.3%。
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一方面有极高的爱国情绪,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感到不满。调查发现,在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群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相当高,达42.9%。另外,在那些虽然对政治事务的兴趣较低,但却对外交摩擦比较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也很高(克雷默的V系数=0.349)。另外,有些民粹特征显著者虽然对政府感到不满,但却否认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62.6%,高于普通民众所占的比例。
对外交冲突更加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征明显者的比例较高。认为“当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受访者中有60.1%属于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回答“经常这样觉得”的受访者中民粹特征显著者仅占35.2%。
当社会信任度较低时,爱国情绪更可能演变成民粹主义情绪。在低信任度群体中,爱国情绪较强的人,66.7%是民粹特征显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29.6%。感到自己得不到他人关心的人,比认为可能受到他人欺骗和欺负的人,更可能成为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在那些感到自己或总是得不到关心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化倾向者所占比例高达66.5%和41.9%,远高于认为经常或总是能得到关心的人。另外,一些人对他人持极度的不信任态度,但却更看重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在这样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高达45.3%。
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征显著者。在此群体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征显著者。相比之下,在认为计划经济时代更平等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比例略低。
在对政策“输出”感到不满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较大。这一比例达到了38.5%。相比之下,在对民意“输入”感到不满,认为政府不会考虑自己的意见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26.5%。另外,调查还发现,个人消费水平越低,越可能对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产生不满绪。
在从众心理较强的民众中,民粹特征显著者所占的比例较大(卡方值=156.138,临界值=15.507,α=0.05)。在认为“我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人中,有63.0%的民粹化特征显著者,明显高于回答“在较大程度上符合”的群体(47.4%),以及回答“偶尔符合”和“我不希望想法跟别人一致”的人。不仅如此,我们通过看人们期望自己观点与他人一致的程度,以及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这句话的态度发现,民众的从众心理越强,越容易否定和排斥他人。
越认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的受访者,成为民粹特征显著者的可能性越高。对“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的回答中,完全赞同的受访者中有45.1%为民粹特征显著者,而较大程度赞同的人中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比例为34.3%。
在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征者和民粹特征化显著者的比例最高。我们曾预测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人(即认为领导最需要的品质为“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更可能是具有民粹化特征者。但事实上,认同传统型领导的人(选择“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无论是在民粹化特征者还是在特征显著者方面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70.6%和60.8%,远高于认同法理型领导的群体(40.8%和21.1%)和认同克里斯玛型领导的群体(55.0%和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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