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邓正来因病去世 曾将哈耶克理论引入中国

　　网友微博悼念

　　程敬止：早上听到邓正来去世的消息，在我们的阅卷场中引起了10秒的骚动。这两年去世的学者太多。所以，养生很重要。要从娃娃抓起。

　　周国和：这个启蒙一代年轻学子的学者，这个一生为学术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的人，这个在法学和政治学卓有建树的人，这个不囿于体制为自由思想而苦心跋涉的人，就这样走了，愿他安息。

　　晗小宝蹦跶蹦跶微博达人：哀悼邓正来先生，我虽不是哲学爱好者，但母亲有幸与如此大家成为隔壁病友，本想待闲时拜读大作，只可惜病魔的力量无穷大，只望一路走好，也希望医学技术能快快发展，让好人一生平安。

　　Alice-Chu：这些年我有个感悟：学行政管理的应该读点法律书，学法律的应该读点政治学的书，学政治学的应该读点哲学书，而学哲学的应该读什么书呢？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没答案。邓正来先生在讲座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学哲学的要去读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书。只有这样，看问题才会更开阔。

　　云中上师：晚饭间惊闻邓正来教授去世，邓教授学术我不懂，但对他的学术投入和执著非常尊敬。其实我只见过他一面，居然就是去年十一月在鼓浪屿。我们开会聚餐时他也正好在厦大，由副校长陪同来和我们打招呼。我当时第一印象是他脸色发黑，远不如照片上精神。刚听说邓先生常常熬夜，可见熬夜是不对的。

　　新京报记者 张弘

　　人生讲什么？讲气象、讲境界。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学术讲什么？四个字：追比先贤。不是追比你的同学，也不是追比你的老师，要追比千百年来的历代先贤。

　　当人们要求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很为难。我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邓正来，除此别无他物，什么教授、博导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最享受的时光是一人一水一世界，特别是在这样的秋天的黄昏，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所在的小区门前，有很多鱼塘，看那一汪水，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这个鱼塘何其有限，这一汪水何其有限，我们短暂的人生何其有限，这个世界则是何其无限。所有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在一个寂寞静谧的时刻，足可容纳一个无穷无限的思维的世界。

　　——摘自2007年邓正来先生的一次名为“学术与人生”的演讲

　　【人物简介】

　　邓正来（1956年2月-2013年1月24日），著名法学家、翻译家。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

　　个性 一颗感恩的心

　　1970，14岁的邓正来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避开了“上山下乡”。

　　内江的人民公园有一间被封着的屋子，里面有很多藏书。邓正来发现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走到人民公园。除了喝茶，主要是从那间屋子的后窗爬进去偷书。一般，他每次偷5本，看完后如数还回。他偷回来看的，主要是外国文学名著如《罗曼·罗兰文钞》等，还有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

　　在一次“行窃”时，邓正来被看管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得知他每次都把偷走的书还回之后，老“右派”对他说，以后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告诉别人。

　　邓正来一直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感恩，是邓正来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特点，直到他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并娶妻生女之后，他还曾带着女儿嘟儿（邓嘟子）去上海探望自己车工技术的工人师傅顾明达先生。他告诉女儿，因为自己14岁到22岁跟顾爷爷学技术，这八年正是自己的性格形成的时期，“顾爷爷工作认真守时、为人正直仗义和生活本分耐劳等品格潜移默化地给了爸爸很大的影响。”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1982年，他又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并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专著《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

　　1985年，特立独行的邓正来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中国青年报》曾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其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北京，邓正来属于“三无人员”无户口，无住房，无收入。最初那年的冬天，邓正来背着要看的书到处“流窜”。他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同学下班后，他就把铺盖卷打开，看书、睡觉，一大早，又把铺盖卷收好出去。遇上朋友在外面回不去单位，邓正来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就坐下来看书。

　　而他当时的收入来源，一是稿费。1987年，他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另外，他就去私人创办的外语学校兼职教外语，每周上两次课。

　　邓正来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让他欣慰的是，许多好朋友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无私的帮助。到1990年，邓正来的生活逐渐有了好转，他也迎来了自己在学术上的黄金时代。

　　转折 将学者团结在自己周围

　　按照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划分，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界共有五大派别：以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一批人，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邓正来正是编委之一。

　　在9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格局有了很大改变，学人四分五裂，学界士气低沉。而邓正来却凭借创办学术刊物等方式，将大批学者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

　　更重要的是，经过他和一批学者的努力，学术界渐渐形成了一种被学人们称之为“学在民间”的路向。徐友渔记得，“他曾经举办过多次大型的学术活动，参加的学者人数很多，我自己就去过好几次。”

　　1992年，邓正来与学界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他自己担任主编。他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大多数学术论文很空泛，既无论证，也无注释。同时，还有剽窃抄袭。

　　对此现状，邓正来认为，有必要掀起一场严肃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1994年，他又创办了《中国书评》，并任主编。学者徐友渔记得，“这两个刊物开启了中国学术规范化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大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此之外，邓正来在国内率先启动了‘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

　　邓正来接触到一位企业家，他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允诺每年给编委会赞助10万元。编委经过讨论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

　　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他利用这笔资助在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了自己学术上最为重要的“文革”研究。他还记得，“这个项目资助了很多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

　　在翻译方面，邓正来组织翻译了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并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同时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