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57:学者研究从百花齐放变资产阶级伪科学

　　来源：法制周末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过一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阵容，是新中国建国头30年里最耀眼的。冯友兰、任继愈、郑昕、贺麟、朱伯崑、洪谦、张岱年、朱光潜、周辅成、汤一介等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哲学史的问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也算是盛况空前。自1951年《武训传》遭批判，到后来的“胡风案”及梁漱溟被批判始，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安静得出奇了。而这次的哲学史座谈会表现出的气氛，却非常活跃，思想的生机显示了自己的顽强。

　　但这次的座谈会长期以来淹没在过于汹涌的历史之中，成为炮声中的一支歌曲，鲜为人提及。去年年底出版的《守道1957》却将这个短暂的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并阐明了它的历史意义。这本书是北大哲学系的1955级学生赵修义、陈村富等人编写的，他们都是当时的亲历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不仅有当时的发言内容、媒体报道，还有从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找到的当年关于这一事件的通信和手稿。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座谈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圈子性的事件，而是完全可以成为一段历史的注脚。

　　座谈会的由来

　　如果放在今天，冯友兰和贺麟这些著名哲学家一起讨论个问题，恐怕很多人不感兴趣，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和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却是中国大棋的一部分，关系到中国的大方向，和今天很不一样。

　　新中国建国头几年，很多方面照搬苏联经验，哲学研究也是一样。前苏联的日丹诺夫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这个定义直到1978年10月的首届外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才被公开否定)所以中国的哲学史研究也被简单地限定在这个道路上，很多大学的哲学课程变得枯燥无味。而且，最初有资格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都是苏联来的专家。

　　但是，赫鲁晓夫上台后，批判斯大林主义，搅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还引发了匈牙利事件。这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为避免出现苏联类似的情况，需要破除苏联教条主义，走中国的道路。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想为长期压抑的知识界松松绑。1956年5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式提出。而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就是实施“双百方针”的两个重要突破口之一，另一突破口，是1956年8月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

　　所以，这个座谈会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会议。当时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三个，一个是破除苏联教条主义，一个是唯心与唯物的关系问题，最后是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其中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只有唯心与唯物关系这一个，而且从问题本身来看，对于当时的很多哲学家来说都非常初级。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信号，知识界似乎迎来了一个早春天气。

　　两栖的权利

　　朱光潜在《谈两栖思想》中说：“旧知识分子受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而对于唯心主义的思想尚在有意无意地留恋，这是一种情形；革命干部本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之下而形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有时也在教条主义的言行上暴露一点唯心色彩，这是另一种情形。”朱光潜是热心自我改造的一个范例，他是主张抛弃两栖思想的。但是他这段话概括了座谈会争论的主要问题。

　　关于哲学研究，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说过：“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于是，1956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就刊发了我国第一位康德专家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哲学界大受鼓舞。这篇文章充满热情，不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倾心，其中还写道：“这使我想到还淹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存顾虑，不要再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们的恶毒宣传了；祖国殷切期待你们回来自由研究和自由讲学，祖国的空气是自由的。”

　　座谈会期间，关于唯心与唯物的关系，贺麟的讨论影响很大，他说：“我并不认为唯心论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以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同一性方面是首要的，这是误解。此外，我说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是朋友师生的关系，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上的激烈尖锐的斗争。”这段话看似简单，其实传递的内容不少。从前唯心论与唯物论水火不容，贺麟把他们说成了“朋友师生”关系。他随后还说道：“可惜有一些同志不了解这类的尖锐斗争，以为哲学史与唯物唯心的斗争，也要像两军主帅骂阵那样，斗争才算尖锐。”明里还是在说斗争，其实是在叙“朋友师生”之情。

　　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继承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最著名的是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冯友兰在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提出了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文章说：“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底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底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他巧妙地抽绎出中国传统哲学里的唯物主义成分，指出原来的处理方式“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他还举例说宋明理学的开端是唯物主义的，其实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吸收到了后来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中。然而在下面一段话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冯友兰“守道”的勇气：“这几年，我们讲哲学史，认为既然哲学史是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因此对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就要多讲。有时实在没有材料，就要硬凑一些来充数……有些唯心主义体系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哲学讨论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因素非常多，但是老先生们的哲学兴趣还是被表达了出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问题确实枯燥，但是对系身其中者来说，都至关重要。想要自由争鸣，还必须证明自己的思想进步，其中的苦，局外人难以完全体会。

　　这次研讨会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召开的，冯友兰在1957年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被《光明日报》全文刊发，题目是《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然而，争鸣了不到半年，“反右”运动迅速扩大化。1958年，座谈会成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很多哲学家被当成“白旗”拔掉，冯友兰的言论也变成“资产阶级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