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大国新总理成长史

　　（导读）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级政法专业新生何勤华向邻座同学打听，哪个是李克强。

　　翻看花名册，他发现这位名叫李克强的新生与他经历类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当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我就是李克强。”邻座的男生说。

　　1米76，身材匀称，肤色较黑，浓眉大眼，鼻直口宽，头发有点卷，耳朵也有福相。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来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的何勤华为当年的李克强画像。

　　1977 年冬天那场高考，如破冰，如井喷，全国570 万青年，在紧急调用印刷《毛选》的纸张印成的试卷上，写下了改变命运的急切渴望。

　　当时，李克强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肤溃烂，但照样坚持田间劳动，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干活儿。

　　时任大队青年团书记的曹德寿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李克强每天从田间归来，都会点起煤油灯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他也尝试着把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还经常拉上村里年轻人一起看书读报，办剧团、文艺宣传队。

　　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李克强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却因优先招生将他揽入门下。

　　那个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热气腾腾。学生们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故事》；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到美术馆看展览；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贴出来供围观，持续了半年；因中国男排“逆袭”韩国队，北大学生举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至今仍激动亿万中国人的口号。

　　一个被时代选中的幸运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在当时还是保密性的，学生经过严格政审，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来自基层的党员干部特别多，年龄差距很大，从18 岁到31 岁不等。多数人是“误打误撞”被“调剂”而来，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就在李克强他们82人入学的同时，1978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打砸抢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时，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在1981年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还是福尔摩斯探案选。李克强同窗回忆，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同学们大多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读一两遍。

　　北大的教学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强的同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试时写一篇小说作答，竟然分数不低。

　　22岁走进北大校门，李克强充满了对新兴观念的渴求，以及对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至今清晰地记得，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强思想活跃、言词犀利。何勤华记得，1979年读大二时，看了一部描写资本家为获取经济利益彼此竞争、丧失亲情的香港电影，他结合《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同学们建议他听听李克强的意见，“说他看了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对经济理论比较有研究。”

　　李克强看完说，同学之间不讲客气话，你这篇文章下了点工夫，对《资本论》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发表，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删掉2/3；第二，必须补充二战后西方资本运作的新情况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新成果。

　　何勤华回忆，虽然李克强的意见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气。

　　其间，热心社会活动的李克强很快被选为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尝试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李克强发言较多，见解尖锐深刻。

　　令同学难忘的，还有李克强学习英语的热情与坚持。

　　基础教育断档的这批人，英语基础都很糟糕，有的同学怕麻烦申请了免修，但李克强非常勤奋，做了个小本，正面是一个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李克强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

　　1980年5月，何勤华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1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

　　勤学英语已成李克强的习惯。有报道说，即使工作之后，他会像学生一样，带着“随身听”苦学外语。专攻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在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妻子程虹，也会给他以专业指点，纠正他的发音。李克强与妻女团聚时，一家三口有时会进行英语对话，其乐融融。

　　2001年初，河南派出首批领导干部赴美培训班，30多名学员在马里兰大学进修数月，李克强访美期间曾去看望他们，其间要求参训官员用英语汇报学习体会。

　　李克强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密切跟踪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他曾批示国务院研究部门，要求他们深入研究“国际产业链重组”、“包容性增长”等问题；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甫一问世，他马上要求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

　　当年手捧小本子背单词的李克强一定没想到，英语除了帮助他与西方经典、新知无障碍接触，还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某次会见外宾英语翻译迟到，会见照常进行，他同外宾问答自如；2011年访港，在港大演讲时用英文发言约两分钟，外媒好评迭次。

　　李克强是少数能在公开场合用英语发言和交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还有学术研究。今天能够查证到的有李克强署名的学术文章，最早的是与龚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计算机化》，1983年中发表在《法学杂志》上，共5页。

　　李克强曾述及此文的缘起：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渗透，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

　　此前，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龚祥瑞评价：“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关注新技术、新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已经展现出李克强的超前和敏锐。

　　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作者不仅谈及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还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要借助计算机的定量分析，使法律科学成为精密科学。

　　“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文章结尾处这样判断，信心十足的语气似能让人想见李克强青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2004年《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从河南信息部门得到的消息证实，李克强很早就接触并熟悉网络这一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他在该部门视察时透露，自己对网络非常熟悉，甚至有媒体想通过网络采访这位年轻的省长。

　　报道还提到，在后来遏制对河南形象的“妖魔化”时，网络居功至伟。河南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表示：“网络帮助河南赢得的转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012年，李克强参加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谈到科技创新时，特别提到了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的传记。“我翻了翻，觉得其中很有意思，他对科技固然很钻研，最喜欢的还是艺术。像苹果的各种款式电脑、手机，iPad、iPod到处都卖，营销占领了很大的市场，被年轻人喜欢。”这位一直关心新鲜事物的副总理说。

　　新观念、新工具、新技术——回溯青年李克强，他固然是时代转折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趋势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