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了一项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这个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的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
《经济学人》认为,“克强指数”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
这本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现比后者剧烈得多。
“克强指数”很快被一些国际机构认可。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评论者说,就真实性而言,“克强指数”包括的三项指标,项项涉及真金白银,几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饱受诟病,“克强指数”显示出一名地方决策者的清醒、实在,也展现出他的专业功底和专业精神。
李克强的专业精神,既来自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来自从工业、农业两个大省再到中央的实践磨练。
他外出调研经常随机行动,到县城的超市询问商品价格,与小吃摊摊主聊天;或者是在下乡途中临时下车,追问村民税费改革落实情况;爬上8米高的粮库,捡起稻米细嚼,自己感受粮食品质。
2013年春节前,李克强在包头棚户区看望居民,因为是临时到来,让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欢乐地抢了新闻联播的镜头。
因为有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在审视和应对经济难题时,他显得功力深厚、底气十足。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做了一次令参会者“深感吃惊”的总结发言。据与会者讲,他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世界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面前没有一页讲稿。
他主持的会,还要求参会人员不准念稿,讲实际问题。
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前,李克强“督战”营业税改增值税,在官方媒体发出的现场特写中,他数次打断埋头念稿的发言者,直切关键:“你就说说,试点中还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被外电解读为“展现强势作风”,“塑造熟悉经济、果敢的形象”;民间则更关注被“拷问”的官员一时间为之紧张,将此视作“新政风”。
而细究李克强的为学、从政之路,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层调研时,面对老百姓,他也经常会追问:有什么恼火事?哪里不满意?
《小康》杂志的一篇报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员的话说,1998年李克强初到河南,但让河南官员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长并没有立刻搞什么大动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调。
李克强此前给外界的印象近乎学者,面对“中国的缩影”河南,“李克强像个学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学习。”河南一位退休官员对媒体说。
1999年初的《领导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李克强到任河南半年后召开的一次“工业经济结构调整研讨会”。
相对于“工业经济结构调整”本身,文章更感兴趣的是研讨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对各级领导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这篇文章说,由省政府出面召开研讨会,本身就是件新鲜事,会议的组织运作更有特点:
一是形式简单,没有会标,未请记者,没有惯常的程式和“过门儿”,厅局领导每人领到的材料袋足有几斤重,那是几十个单位近两个月来调研的各类研究报告。而会前的调研由李克强主导安排,有关部门列出了50个调研题目,要求必须用数据支撑观点,把存在问题和调整方向找准。
二是领导“到位”,代省长李克强、副省长张以祥“一坐到底”,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参与“研讨”。
李克强询问的“行情”非常具体:水泥总量供过于求,高标号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内市场如何;医药行业新增产值中新药和普药各占多大比重,新药市场份额有多大;纺织行业服装比例过低的原因是什么。
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讲了多年,但进展缓慢,一般号召多,工作指导失之空泛,缺乏实打实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见事迟、行动缓、工作不力而错过结构调整机遇的憾事。
这种被一些地方干部视作“新鲜事”的调研方式,对于李克强来讲,是一种专业习惯、专业方法。
随后,在省长任内,李克强力推城市建设的“两端”——体现现代城市特征的“郑东新区”,以邓州孟楼为样板的小城镇。提出“东引西进”战略,引进国外和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产业档次,开拓中西部市场。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导了河南省的“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从而梳理、确立了河南面向未来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据知情者回忆,在他的办公室、省政府会议室或是出差开会的临时住所,他经常会同有关人员,自己摁着计算器,测算着什么产业会对全省拉动性最大,会使一些资源枯竭的城市繁荣起来;摊开地图,描画着铁路、高速公路的网架结构。
从酷暑难耐的盛夏,到大雪拥门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编就的规划,至今仍是河南的战略导向和战略重点: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镇三头并举推动城镇化、交通运输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肉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特别是他提出的两高战略——“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增长质量”,在带领河南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同时,不也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放大版实验吗?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李克强的执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夹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大开发之间的河南开始尝试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同时力推县域经济、小城镇建设。这种城镇化发展脉络,既是李克强在学术研究阶段“三元结构”理论的2.0版,也与后来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李克强提出“三化”——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几年后当他作为副总理强调“新型四化”时,就是在“三化”的基础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为制度配套,李克强提出了要创新体制:深化国企改革、发展非公经济、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服务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强转任辽宁省委书记,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翻检他在每一地的调研讲话,扎实而具体,小到某家企业的人均工资、某家钢厂的转炉规格,大到国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阳”、“锦州湾”、延长产业链条和推动资本运作。他的施政方略没有河南那么长的准备期,几乎与就任时的密集调研同时亮相。
也许得益于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与传统的和合思想有关,从当年的硕士论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强一直注重将学理分析与现实约束紧密贴合,找平衡,扩共识——这种务实的思路,对于断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异巨大的中国社会而言,虽然未必给人一时惊喜,却称得起持久的专业和负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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