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谈怎样为官

　　2013年3月26日，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推出自己退休后的第四套著作——《看法与说法》。一时间，书中的不少精辟论述被各大报刊、网站争相引用。

　　《看法与说法》全书100余万字，分4册，共108个观点，1400多条小题，以摘要的形式集录了李瑞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说法、观点和主张。

　　看法产生说法，说法关系做法。简单的书名，却包含了深刻的道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该书的学习座谈会上所说，这是一部“领导干部的《资治通鉴》，党政工作的百科全书”，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对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刊特摘录书中有关怎样为官的部分内容，并听出版方讲述了该书出版的幕后故事。

　　从“青年鲁班”到全国政协主席

　　李瑞环说：“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本刊记者 | 廖楠 综合报道

　　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年鲁班》，片中的“男一号”李三辈是名意气风发的建筑工人，善于技术革新，而他的原型正是李瑞环。

　　为买书挨打

　　1934年9月，李瑞环生于天津市宝坻县霍各庄镇陈家口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早在很小的时候，他“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李瑞环曾回忆，自己大概14岁时开始织布：“记得那时我的个子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因为要干活儿，李瑞环只断断续续上过6年学，虽然短暂，却让他爱上了读书。此后只要一有机会，他总去找亲戚朋友蹭书看。

　　有一年过春节，李瑞环的母亲让他挑两捆楂子（又名木桃）去城里卖，再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他却用卖来的钱买了一套《巧合奇缘》的书。母亲知道后，气得抄起笤帚就打，吓得李瑞环都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就跑到门外，冻得瑟瑟发抖。后来，母亲拉着他的手，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1951年，17岁的李瑞环来到北京做小工，开始学习木工，后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李瑞环和工友们也都充满了干劲。

　　在我国传统木工技法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做 “放大样”，即木工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在地上铺设一块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请老师傅把图纸上的小样等比放大画到木板上，木工们再依葫芦画瓢干活。因为费时、占地，这项传统技法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能掌握。这些，李瑞环都看在眼里。在大家都想着怎么能学“放大样”的时候，他想的却是怎么能不再用“放大样”。

　　为了这个，李瑞环请教了不少人。一位工程师告诉他，如果掌握三角、几何、代数这些高中以上的数学知识，就有可能推算出来。李瑞环听了心里一凉，却不想放弃，开始咬着牙自学。1958年，李瑞环进入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白天在工地工作,晚上骑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学校上课。

　　那年夏天，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交给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作为突击队队长，李瑞环知道已经没时间去找大片空地 “放大样”了，便凭着一股钻劲研究出一套木工简易计算法，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顺利完成任务。1960年，这个故事登上了《北京日报》，李瑞环成为那一年的新闻人物，并被评为劳动模范。因为行内“放样技术高不可攀，不放大样除非鲁班”的俗语，他也因此被誉为 “青年鲁班”。在1965年转为干部前的十几年里，李瑞环研究出100多项创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老太太哲学”

　　1965年，李瑞环出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部书记，此后一度因“文革”被迫停止工作，后又重回建筑行业。1979年，李瑞环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1981年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并于1982年至1984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代理市长、市长，1984年至1987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对于处理事务，李瑞环有一套自己的政坛“哲学”。在天津主政期间，他爱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界群众开对话会，且每次都是电视现场直播，大家一问一答，现场非常活跃，群众也欢迎，几乎是家家必看。在一次对话会上，一位老太太说她家煤气灶常点不着火，有关部门领导现场解答时讲了许多数字、原因、道理，李瑞环却打断道：“你讲那么多没有用。老太太要求的是煤气点火就着。”这件事，被天津人总结为李瑞环的“老太太哲学”。正是秉持着这种不空谈道理、务实敢干解决问题的“哲学”，李瑞环在天津还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引滦入津工程，缓解了天津市民吃水难的问题；二是建设城市交通干线，让居民出行顺畅。

　　1989年，李瑞环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1995年3月，中英双方就是否要改变香港政治体制展开激烈争论。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李瑞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穷老太太去市场卖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祖传紫砂小茶壶，一个人看中壶中长出茶山（即陈年茶垢），就是不加茶叶，倒入白水后也会有茶香，愿以三两银子的高价购买，稍后来取。等候过程中，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殷勤地清洗起来，谁知买主回来见茶山全没了，连声叹息这壶连五钱银子也不值了。“香港那么小的地方，能创造那么多世界第一，是因为香港有自己的特色，需要香港人去理解并坚持它。如果像老太太那样乱洗茶山，就有可能丢掉特色。”类似机智却不失幽默的语言，在李瑞环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有不少鲜活的例子。2003年，他从全国政协主席的职位上卸任。

　　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和京剧

　　李瑞环的业余爱好之一，是京剧。从上世纪80年代任天津市长开始，他就常在工作之余修订、改编剧本。京剧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更涌现出不少艺术珍品。不过，随着名家们年岁增长，一些艺术技巧和优秀剧目面临失传的危险。1985年，李瑞环提出推进《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试图通过音配像复原、重现前辈名家的舞台形象，抢救濒临失传的优秀剧目。该工程历经17个年头，先后有40多个单位、两万多人次参与其中，录制京剧355部，基本囊括了近代京剧黄金时代大部分名家的代表作。

　　从政协岗位上卸任后，李瑞环依旧在这方面投入了许多时间和精力。2009年4月6日至12日，他亲自修订的《西厢记》、《韩玉娘》、《刘兰芝》、《金山寺·断桥·雷峰塔》和《楚宫恨》五出大戏在天津中华剧院第一次汇演。其中，对《韩玉娘》的改编就曾被评价是“既继承原剧精华又脱胎换骨的一出新戏，为传统京剧的改编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更多的退休时光，则被李瑞环用来读书。他曾说：“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也将自己多年工作的讲话作了梳理，陆续推出了四套著作。

　　回顾自己的人生，李瑞环曾说：“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情怀，支撑着他不断学习，一直以国家为己任，成就了务实踏实的行事风格。

　　李瑞环总结30多年从政经验

　　对做官的“看法与说法”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张建魁?整理

　　“香港报纸说，天津市长出身寒微，从不避讳。这有什么避讳？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一切，手不动就会僵直，脑不动就会萎缩。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人是一种最没知识、最不懂道理的人……我曾经当过木匠，现在阴差阳错地当了市长，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觉得真正使人信得过、靠得住的还是干活的。”

　　这是25年前，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李瑞环在同天津市优秀环卫职工代表座谈时的一段讲话，也是亿万劳动者感到“最暖心窝子”的话。

　　李瑞环，这位木匠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有30多年的从政经历，自然有对做官独到的“看法与说法”。他那或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或声色严厉的殷殷忠告，或为一些问题的切切担忧，都令为政者警醒和深思。（以下楷体字为李瑞环的原话）

　　为官者的群众观——

　　“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

　　李瑞环认为，当官就是“服务”，即为群众服务，必须有这个清醒的认识。1985年12月28日，在天津市商业职工代表新年茶话会上，李瑞环专门对“服务”进行了解读。

　　如果讲服务业，我们这帮人都应该算“服务业”，因为领导就是服务，人人相互服务。有一位浴池的同志跟我说：“我这个行业很苦啊。天天伺候人。”我问他：“你伺候多少人？”他说：“人家洗澡来，我这一天得伺候20多个人。”我说：“你这个不行，我一天要伺候800万人。”他说：“我很苦。”我说：“你还不够苦，我吃饭的时候，还得有两拨人谈话，边吃边谈，夜里常常3点钟才能睡觉。说苦你还没我们苦。”我这不是表功，我是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人都在为别人服务，每个人都在被别人服务。因此就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行业，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个地方都重要。

　　李瑞环最讨厌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尤其是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他在一次讲话中对那些人进行了辛辣批评。

　　看不起环卫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这是社会道德上一种值得人们注意和警惕的不好的征兆……我有一个老朋友叫时传祥（北京市掏粪工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开追悼会时，八宝山大灵堂里边、外面都站满了人，不下一两千。而有些人自认为了不起，官是不小可并不被人们尊重。不管什么人，不管多清高的人，多以为了不起的人，在化粪池里看，拉的屎是一个德性。有些人就是提起裤子不认账。看不起环卫工人的人是忘了自己也是拉屎的人。本来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是解决得好的。为什么少奇同志接见时传祥？为什么周总理请时传祥去中南海？就说明问题。最近几年来，我看宣传上有毛病。知识分子是国家需要的，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给予他们若干的待遇，宣传他们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都是对的，但不要说别人不重要，你是重要，但是你拉了屎我给你掏了，重要不重要？要不然屎堆在屋里行吗？外地人都说天津真干净。没有环卫工人能行吗？宝元（即赵宝元）同志原来是公用局的副局长，当时天津没水喝，他跟我一起搞水。后来，我看他这个人正派有本事，调他到环卫局当局长。当时有人开他的玩笑说：“闹了半天，你当了个屎头啊！”我说，这个认识不对。一个城市里，环境卫生这块工作搞不好，不行。要让大家的生活都方便有序，干干净净，心情舒畅，没有环卫这支队伍是不可想象的。

　　李瑞环一直非常关注民情民意，认为这是领导者做出一切决策和措施的依据。200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告诫大家要重视社情民意。

　　现在顺口溜很多，网上传闻很多。可以肯定地说，有若干个东西是没有的，但反映了一种情绪。“上山下水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民谣，特别是童谣。为什么是童谣呢？实际上是成年人编出来让儿童念的，儿童念出来不犯法。皇帝一听见童谣直接奔他来，就来个罪己诏。我们对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也要重视。昨天总书记（江泽民）和我听一个委员讲，现在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类似的对子讲了若干。总之，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要重视，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同时也要分析，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为官者的实干观——

　　“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也许因为李瑞环自己就是从最基层干上来的，所以他特别强调官员的实干作风。1985年5月29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就在《天津日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兴邦之道——再谈少讲空话，多干实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有些同志沾染了一些很坏的风气，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高谈使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阔论使他们耽误了许多事情。有些同志“茶碗一端，说话无边；香烟一点，专说人短”。他们习惯于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不说怎么样才对；他们总喜欢说这人不行，那人不行，就是不说自己行不行；他们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只吹哨不上场，谁“进球”吹谁“犯规”；你在前边干，他在旁边看，干好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他们涣散了别人的斗志，污染了周围的空气，误事、误国、误人、误己，此患不除，四化难矣。

　　去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到北京市西城区主持召开一个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会上，他讲了一个关于“空谈误国”的故事，把与会者都逗笑了。这个故事是他从尚未正式出版的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上读到的。其实，这是李瑞环1992年1月25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事业心，作风要扎实，思想要艰苦，虚功要实做。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何况人呢？

　　原来，湖北神农架地区野猪糟蹋庄稼厉害，群众叫苦不迭。乡村组织民兵驱赶，花费很多人力也不见效。后来有人想了个“高招”，用录音机录上狮、虎的吼声和人声、枪声，用高音喇叭播放，开始果然有效。但几天后，野猪试探着往庄稼地里凑，用身子靠靠绑喇叭的杆子，发现仍只是叫喊而没动作，就甩开嘴巴把绑喇叭的杆子拱倒了。当地人说，说空话、唱高调连野猪都骗不了!

　　1994年10月，李瑞环在听取有关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曾引用李自成的故事说明形式主义的危害性。

　　实在地讲，现在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仍然不少。比如各种各样的节日越来越多。当然有些节日如国庆节以及一些民族传统节日等，庆祝庆祝，办得好一些，也属必要。问题是现在节日太多太滥，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节，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节，各种产品有各种产品的节，西瓜有西瓜节，橘子有橘子节，茶叶有茶叶节，花卉有花卉节，可谓名目繁多。民间传说，李自成进北京，本来该坐42年天下，结果他天天过节，把节日提前过完，42天就败退出北京。这说明老百姓都知道天天过节是不祥之兆。节太多，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太多，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太多，使领导同志的时间被严重肢解，难以集中精力想大事、抓大事、办实事。而且每次活动、每逢过节都要花很多钱，助长了奢侈之风，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所以，必须提倡领导干部塌下心来琢磨事，扑下身子干工作，不能整天处于应酬之中。

　　为官者的实事求是观——

　　“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

　　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在处理复杂、关键的问题时，固然需要丰富的知识，但更需要智慧与方法。李瑞环认为，一个好干部，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尤其是要把辩证法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处处都有辩证法”。

　　1990年4月28日，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官员“言行要符合实际”的问题。

　　在天津工作时有人问我，讲话为什么那么难，准备了很长时间，人家还说听着别扭。我说原因有三：一是水平问题，像我当木匠的，叫我当市长，现在管意识形态，当然就难；再一个是由于问题重大，需要慎重考虑，也比较难；还有一个是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说违背本意的话，当然就困难，听的人也觉得别扭。我们是搞唯物论的，总是要力争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实际,但有时官越大越不容易符合实际。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很多人往往在成绩和问题面前，不能保持客观对待的态度。这方面，李瑞环曾在2002年两会期间有过精彩的表述。

　　既要充分地肯定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举世公认的。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里，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应该说还比较严重……比如说腐败问题。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杀人都杀到国家领导人一级了，但还是没有遏制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贪污受贿的案子越来越多，涉及的钱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等等。我们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很少有人说出这么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上下都有意见，谁也没有责任。长此以往，非出大问题不可。

　　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李瑞环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他特别强调，“团结稳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尤其是一个班子里的领导干部，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互相以诚相待。

　　俗话讲，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个缘分，有这么一段合作共事的历史，应该留下美好的记忆。人总是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不能把自己的长处搁在脑袋上晃悠，把人家的缺点从屁股底下抠出来跟自己的优点比；一个班子总有强一点的弱一点的，没有弱一点的也显不出来强一点的，你强是因为有弱一点的托着，相互可以取长补短才成其为班子；一个班子总是有文的有武的，一个乐队有吹管的、有拉弦的，但指挥就是一个人，大家都当班长、都来指挥，就没法办。所以我说，假如把12个省委书记弄到一个班子里，那这个班子肯定弄不好。

　　为官者的用人观——

　　“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

　　2010年，李瑞环出版《务实求理》一书，其中他讲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有的单位用人制度不够透明，选拔干部时搞“帮派”。这次，在《看法与说法》里面，他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改变用人制度。一叫体制，二叫用人。体制也是人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来说去是用人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如果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靠不住……我们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从下边往上边看，透明度很低，掩盖物太多，搞得有些神秘化。为什么有些干部怕领导不怕群众，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在群众面前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什么离谱的事都敢做，怕仆人不怕主人，就是因为他的命运在领导手里，吃谁的饭，当谁的官，拿谁的钱，把领导赏识和群众拥护看作两码事。要增强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去掉笼罩在干部人事制度上的神秘色彩。要使我们的干部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利于群众发表意见，使群众到关键的时候能起作用。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1987年11月29日，李瑞环在“推荐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人选”会议上，曾对一些选人用人方面的不良风气进行过深刻剖析。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歪风：有的人不干事却事儿很多，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你长我短，一帮一派。我讲过领导干部要坚持“四人”：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领导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讲，我最不喜欢背地里鼓捣人的人。和我打过交道的人知道我这个脾气，或者叫毛病。我讨厌告黑状的人，对一起工作的人，乃至对自己的下级，当面好好好，偷偷地跑到上边告一大状，有内容，有记录，很系统。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先问他，你找他谈过没有？你批评过他了没有？那么作为你的同志、你的部下，你看到缺点不找他谈，不批评他、帮助他，跑我这儿来说这一通是什么意思？是证明你正派呢还是证明你忠于领导？我不反对向领导反映情况，但处事要处以公心，对同志要好心。同志之间有意见可以当面谈嘛，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人进领导班子！对人总是要宽厚，总是要诚恳。待人以诚、以宽。其次是实实在在地干事。你说我们这个班子里边有多大的本事？没有。我出过一个题：两头骡子拉车快还是两头驴拉车快？毫无疑问，一般地讲两头骡子拉车快，力量大。我说未必——一个往前拉，一个往后拉，把车拉散了。小毛驴劲不大，但一股劲蹦跶蹦跶老往前走，一定比骡子快！

　　2002年2月，李瑞环在听取中央统战部汇报时所讲的一段话，对我们领导干部的用人观，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执政50多年了，政权、军队都在手里，如果说还有那么多人反对你，就要认真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两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小靳庄过去很有名，这个村的支书在“文革”后期当了宝坻县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他，他不理解，说“当初到县里来是你们让我来的，现在你们批我的那些理，我连听都听不懂”，说完话，拎起行李、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他以后在村里带领群众致富颇有成就，村里党员又选他当书记，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他是“三种人”（“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问他还是不是党员，既然是党员，既然是多数党员都选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当村支部书记后干得非常好。还有孙健，一个烧锅炉的，在“文革”中当了副总理，在位时也说了不少昏话。下台以后，他告诉别人，自己糊里糊涂地上去了，糊里糊涂地下来了，他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党时，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我为此专门找了薄老，希望将此人留在党内。孙健本人深受感动，跑到天津市委组织部大哭了一场。这个人回到单位后同样干得很出色。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一个道理：许多人并不是鬼，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结果把人变成了鬼。若干年来，在民族工作中，在其他许多方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为官者的学习观——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李瑞环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己读书，也大力倡导干部们多读书。他认为，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最大威胁。

　　1987年，天津召开了一个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会上，李瑞环介绍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我体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硬着头皮去读，咬紧牙关坚持。就像古时读诗词一样，先会背诵，后解其义。这样做当然很苦，读书怎能不苦？自古以来都叫“苦读”，“寒窗苦读”，“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你不动摇，不松劲，只要你能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终究会迎来“蓦然回首”的新局面。要勤于善于思索，“学而不思则罔”。读不懂读不进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思索。思维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是获得理性认识必需的条件和过程。要坚持多思，学会善思，养成思索的习惯，这不但可以增进理解，还可以增加兴趣，增多学习的时间。要学会联系，联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生活、联系常见和熟知的事例去理解书中的内容……

　　读书和写文章是紧密相连的，李瑞环还就写文章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写文章，现在也不能说会写文章，但我做过一些实事，研究和处理过一些问题，总觉得写文章与总结经验有密切关系……写文章讲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讲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但如果缺乏对生活实践的深刻了解，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也就无法写出具有“三性”的好文章。我们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动机上、内容上、方法上有毛病，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为文章而文章，从文章到文章，这种方法，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话或写文章中出现的不好现象，李瑞环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领导干部讲话、文章中引用一下诗词典故，可以画龙点睛、节省文字，用得好还可以提神，但过分地、刻意地花太多工夫去寻章摘句，没多大意思。我这里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年中秋节和民主党派成员赏月，事前我也找了两段有关中秋的古诗，但到我讲话时，前面的人把我准备的诗都用过了。我说：“我找的几首诗，你们都用过了，我再重复背也没什么意思了。但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日夜忙于实际工作的人，找、背几句诗很难，我想老百姓也不会希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查诗背诗，这不是我们的职业。但我们有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作家诗人，他们可以花点时间按诗词的描写对象分门别类地编一本书，或者叫词典。这样我们查找起来就方便了，他们也有活干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后来还真编出了这样一本书，叫《古典诗词百科描写辞典》。这个书很受欢迎，印了很多次。序言里就是我前面这段讲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叫正业。领导人喜欢点历史、文学是好事，但不务正业，影响了本职工作，就变成坏事。历史上不务正业的人不少。当皇帝写诗最好的应该是南唐后主李煜。作为一个皇帝，他的诗放到诗人里边或用现在标准看也算好的。但是，他垮台了，被俘虏了。中国还有个皇帝喜欢唱戏，就是唐明皇，梨园就是从他那里说起来的，到今天唱戏的祖师爷还是唐明皇。最后怎么样呢？连老婆都保不住，自己跑到四川去了。还有个皇帝喜欢写字画画，这就是宋徽宗，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在中国书画史上很有位置，现在卖得也很贵，结果怎样呢？把国家搞垮了，自己也当了俘虏……我不是说领导干部查书背诗不好，而是说领导的时间有限、宝贵，比这重要的事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