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两千万人生活重建

　　寄宿制学校，相当部分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

　　茂县是全国羌族最大聚居区，88%为羌族人口。在慧慧希望援建的那所村小所在镇，地震前四五年已开始撤并村小。有村小的地方，孩子5岁就上了一年级，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说羌语，汉话听不太懂，6岁再读一年一年级。撤并村小后，偏远村庄的孩子去乡中心小学要走几里到十几里的山路。家庭条件好的家长，在乡镇租房子陪读。多数孩子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上学，大的照顾小的。

　　“羌族学生六七岁就集中到寄宿制学校，社会化过程刚刚开始，就与社区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隔绝了，”梁晓燕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以升学为导向，学生的生活、学习内容与本民族文化没有丝毫关系。严格地说，25年之后，这一代人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了。50年后，这里的羌族文化、藏族文化一点根基也没有了。”

　　梁晓燕认为，寄宿制学校是一个封闭的学习系统，学校虽有羌族文化课，但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更需要在生活中、在社区里一点一滴地养成。她说：“灾后重建，为了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建那么多博物馆，大兴土木。这些都该建，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它们是死的，最重要的是人，保留在人身上的文化才是活生生的文化。”

　　跟学者和NGO人士对寄宿制学校可能导致羌族传统文化消融的痛心疾首比起来，作为当事人的羌族群众、学生，却是平静中带有一丝迷惘。

　　目前，那所村小仍在原址上课。9月1日后，全部学生将合并到镇中心小学。本镇除镇中心小学外，还有7所村小，地震前撤并到了4所。全镇的村小加起来，比中心校人还多。最小的村小有五六十人，最大的170多人。

　　谈起村小将被撤销时，村小校长的语气颇为平静，反应并不激烈。“合并后，中心小学的条件、师资比村小好得多。村小的孩子见识欠缺，家长觉得这样可以锻炼孩子。现在的老百姓都了解社会的发展，知道城镇的孩子与村里的孩子，智力开发差距很大。孩子离开父母，懂事多了，独立性也强了。”

　　村里到镇上15里路，孩子上寄宿学校，每周回一次家。“孩子来村小上学，路上碰到余震、滑坡，会有危险，住到中心校就好了。”

　　校长认为，应该不会存在辍学问题。“现在家长都重视子女的学习，他就是再不放心，也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

　　谈及去年在地震废墟上，自己那一番伤感的话，校长解释说：“我们村是旅游地，游客来了，看不见孩子，未免觉得单调……”犹豫片刻，校长又说：“我们很想保住这个村小，但去上面问了，回话是‘不行’。”

　　以汉族化、城市化特色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取代有羌族特色的在地教育方式，是在羌族文化趋于消融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羌族32万人，现在仍说羌语的只有8万人。

　　羌语没有文字。据悉，阿坝州曾向上面申请过，希望整理出羌族文字，像藏文一样，对本民族文化形成文字传授，但未被批准，到现在中小学也没有羌文教材。阿坝州13个县，都没有开设羌文课的学校。州里培养过一批教羌文的老师。截至2000年，共有30多名羌文专业专科生和85名中专生毕业，但这批老师毕业后，连工作都不好找。

　　上述那位羌族村寨小学校长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不会说羌话了。”这个村属于汉化严重的村庄，但当地除了村支书、村主任外，还有长老作主，有过羌族节日的习俗。但他又认为：“撤并村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没什么不利影响。中心校也在羌族地区，说不定文化传承比村小更好些。”

　　事实上，四川省在灾后重建中，少数民族地区撤并村小的力度特别大，因为这里人口密度小。彭州、绵竹等地的不少村小仍然保留着。那里是汉族聚集区，人口密度大。

　　学生的未来

　　寄宿制学校不独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有山岳党人提出，国家应将5岁~12岁的儿童一律收容到24小时全托制的学校宿舍，进行强制教育。但这个提议在1793年的国民议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遭遇流产。反对意见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的财力所限，这个提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另有反对意见认为，国家对教育的强制，不符合自由的原则。

　　梁晓燕说，现在国外也有寄宿制学校，但一般是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它要保证比非寄宿制学校的条件好很多。中国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搞寄宿制，不可能条件很好，国家的充沛投入也不可能达到。她说，根据自己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表明，现有的寄宿制学校，对学生的营养、健康、心理、人格发展，包括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简报》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由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也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巩固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表明，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

　　调查报告还表明：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无法安心学习、自卑及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于失眠、易于对某些日常食物怀有恐惧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

　　梁晓燕说：“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活的学生。人格养成是需要多种营养的。孩子的成长、亲情的需要，社区、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就能全部满足的。这么多孩子集中在一起，没有好的管理，弱小的孩子受欺负无处可逃。学校怕出事，所有方面都管得死死的，情形可想而知。”

　　然而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税清礼，对寄宿制带来学生人格的不同成长方式，却持乐观态度。

　　税清礼说：“中心校的教育手段要丰富得多。村小往往是一个老师包班，村小孩子上课很自由，有的一个班三四个人，各上各的课，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一堂课可以上两个小时，很不规范。有的地方，调老师没人愿去，就请未受过培训的代课教师。孩子在村小上学，家庭条件差，一年也难得漱几次口，脚也不洗，被也不叠，回家做作业时，扯张凳子，有的在饭桌上做，上面还有油花。”他补充道：“现在的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的是。”

　　孩子想家了怎么办？“我们这里有亲情电话，学生买卡后，可以给家长打电话。老师家访很少，多是通过电话与家长联系。”

　　税清礼说：“现在学校最大的担子就是安全。学生不能随便出校园。家长把孩子交到了学校，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长要找学校，学校又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外出遇到车祸怎么办？去外面买吃的，个体摊贩售出的食品质量不能保证。学生有事需要出校门，得开假条。家长来看孩子，要带出去的，家长要在假条上签字，责任移交。”

　　在桑枣二小的活动板房里，学生们每天6∶40起床早读，上课。下午2∶00~5∶00上课。晚饭后还要上两节晚自习。税清礼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不管不行啊。每节课都有老师看着。你要让他们看电视，有的孩子不爱看，就跑来跑去，容易出事。”

　　一天到晚在上课，孩子们的余暇在哪里？

　　税清礼校长说：“孩子们的课余活动有啊，课间操时间、午饭前后两个小时，学生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按照上面的规定，学生不能离开老师的视线，否则学生出了事故，老师要承担责任。这一节课是你这个老师上的，全班50个学生，下课后要完完整整、一个不少地交给下一节课的老师。”

　　灾区一位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则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程度超过了家庭管理，并带有军事化管理的性质。

　　“2001年开始在西部农村推广的寄宿制学校工程，有特别多的问题。它对学校管理的要求很高，这种突然转变，教育部门有没有作好准备？‘一刀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在搞教育吗？”梁晓燕无奈地说：“如果挡不住这个决策，无论如何，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在村小读书。坚决、坚决地反对一刀切。”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学生殷菁芸、何柳、冯祎民对本文采访有帮助。)

　　震区NGO，摇摆在进退之间

　　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四川、北京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都江堰。郑珂珂为当地一所全部被震毁的小学提供救助，此后向他们提出派驻志愿者。学校表示欢迎。在未向当地官方汇报的情况下，去年6月初，两位志愿者正式进入学校工作。

　　“校长特别好，叮嘱我们不要说自己是志愿者，就说是支教老师。白天没事儿就在帐篷里呆着，别乱跑，以免让人看到生面孔。”

　　事有不虞，学校一位老师向镇政府告发了这件事情，校长只好打电话让郑珂珂把志愿者领走。

　　透过官方系统疏通并不管用。为了在灾区立足，他们通过渠道找到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该领导给地方的市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市委书记再给当地教委打电话，约好见面。郑珂珂一方的3个人就从成都坐火车去了，见了面，不仅没有握手寒暄，地方教育官员坐在那里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次，就算有书记的话支持，合作同样没能成功。

　　“随便一个理由就把你推出来了。他如果想改变，就要千方百计和你合作，他如果不想改变，我就是给他一个班装一个投影仪，他也不干。”

　　郑珂珂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认为灾区面积如此之大，一地碰壁再换一地，总有去处。就这样，他坚持了接近一年。

　　不过，由于官方对NGO的管理正在加强，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绵竹市遵道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罗世鸿说，也许以后当灾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官方会觉得应该让更多社会机构帮着他们做些事情。

　　绵竹市团委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今年4月发出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通知声称，在地震周年来临之际，将会有大量志愿者涌入，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

　　通知表示，他们已对一些机构和志愿者个人进行了核实和清理，并将继续。他们要求志愿者个人和服务团队进行再次登记，以确定服务时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此外，当地官方各部门被要求掌握那些志愿者团队的详细人员名单。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组织不得不选择离开。灾区的NGO绝对数量正在下降。以遵道镇为例，罗世鸿介绍说，在最高峰时期的动员例会上，NGO组织的与会数量有一两百个之间，这种情况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也就十一二个了。

　　罗世鸿所在机构没有注册。最开始进入遵道的时候，他们与当地政府保持了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时他们和镇政府在同一场地办公，为了发挥这些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遵道镇政府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罗世鸿等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镇政府还为他们挂了牌，并给了一枚公章。

　　一切变化似乎来得太快。本来他们还准备在绵竹团市委注册登记，这件事已是被认可的，但当团市委那个通知突然出炉之后，全部打算都泡了汤。镇政府不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下去，将他们逐到了板房区。他们还将与那个半政府性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脱钩。

　　“我们准备撤出来，”协调办公室的前期负责人之一、罗世鸿的团队成员汪跃云说，“与当初相比，现在灾区不再欢迎志愿者。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在一份有关退出那个协调办公室的报告中，他们也写道，“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道镇正逐步恢复生机，回到以往和谐发展的生活中去。我们作为志愿者，所能做的事情会逐步变得有限。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将结束在遵道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也许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什邡市洛水镇一个大规模灾民安置点，管委会已经接到官方的指示，他们将把驻在小区内提供3岁以下婴儿洗浴帮助的“英国儿童救助会”的人员“请走”。

　　管委会主任表示，他们把是否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判断一个组织优劣的标准，他们认为救助会不符标准，打着志愿者的旗号什么事也不干，还占据着灾区极为紧俏的板房。

　　目前灾区的安置小区几乎都成立了管委会，由一些体制内的抗震救灾“先进分子”充任成员，他们的职能是管理安置区内的所有事务，其中一项即过问外界人员和组织的进驻与往来。

　　洛水镇这位管委会主任一直对这些人保持着高度关注。

　　“我们也怕发生一些意外和麻烦。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人心态很好，外人进来问这问那的，没必要。”她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

　　要让人放心

　　在同一个安置点，也有一些组织深得官方欣赏。NGO备灾中心就是这样。管委会主任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老百姓看得见，都比较认可。”

　　这个机构据称是由这位主任介绍给当地官方的。当他们试图在安置点开展工作的时候，找到了她。她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这里，起码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NGO备灾中心的执行主任张国远说，我们进入地方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几乎不存在压力。

　　赠予亚洲和托克国际两个组织今年向灾区分别投入资金开展项目，NGO备灾中心成为他们的项目执行机构。他们得到300万元项目资金，有200万准备投入到洛水，政府无偿辟出一片土地，让他们建立创业基地。另外100万用于支持境内草根组织工作。有9个组织在招标阶段得到了他们的资金配给，已经在NGO备灾中心的驻在安置点开始工作。

　　张国远和另外一些成员原是四川地方的公务员，对体制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较为顺畅地与官员们进行沟通与谈判。他认为这是他们能够搞好官方关系的最大优势。

　　“你知道，与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沟通需要在一个特定环境下进行。以前我们和官方交流很多，合作也密切。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直译过来意思和他内心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说，“有时候存在潜规则，你能听懂就很好，听不懂就很麻烦，需要进入他们的语境。”

　　张国远现在在汉旺和洛水分设了两个办公室。当他准备设点的时候，先派了一两个人前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玩，相互熟悉并建立信任，了解社区情况和需求后，建立办公室也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他们和当地官方、居民亲如邻居。管委会为他们的办公室挂了牌。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谈到了特别重要的两点经验：一、他们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四川本地人，这有助于消除沟通距离，产生一种亲和力；二、他们做地方特别是官方需要的事情。比如设立创业基金，为当地人提供创业培训。众所周知，就业一直是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升人们的创业技能，地方政府的压力会减轻许多。这也是他们的政绩。

　　不过，即使这样，官方也不完全对他们放心。那位管委会主任对本刊记者说，镇政府的领导有时候也会问起，这个机构都在干些什么呢？神神秘秘的样子。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做和将做什么，”在汉旺的项目办公室，NGO备灾中心的管理人员张伟看看墙上一堆政府官员的联络信息说，“我们会定期将工作进度报告抄送给官方。”

　　官方对于NGO的拒绝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研究人士认为，在地震之初，政府之所以允许诸多机构涌入，是因为他们被巨大灾害拖住了身子，无法分散更多精力。他们乐观其成，也需要这些外力共济灾民，直到有精力应付这些额外事务为止。

　　“在多数地方，外来人员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们不知道你会在当地怎么样，把你弄走了他就放心了，”高圭滋说，“在整个灾区，这方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高圭滋所在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平台成立于地震发生之后，旨在为许多寻求进入灾区的NGO提供信息和资源整合一类帮助。通过他们进入灾区的NGO据说超过100家。

　　官方对于NGO的排斥也与一些NGO或志愿者自身不洁有关联。在都江堰，官方曾抓获5名“志愿者”，他们在灾区无所事事，领取各种物资后搭起帐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他们查出这些人携有撬锁工具。

　　“这5个人真他妈的……”郑珂珂说，“现在我们尽量回避志愿者称号，只说自己是支教老师。”

　　绵竹团市委的那份通知也提及，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做一些违背志愿者精神的事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和团队将取消服务资格，予以清退，或移送法办。

　　这只是一根导火索，官方真正担心的还是外来志愿者对于当地居民情绪的干扰与影响。在通常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控制住现场，切断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任何事态都可以掌握，不被扩大。外来机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构成挑战。

　　在一些死亡人数过大特别是学校倒塌过甚的地方，志愿者成为家长们倾诉的对象。这些人是他们认为唯一可以信赖的。这时候，一些年轻志愿者有可能加入到控诉行列，鼓励家长们主张权利。在都江堰，有200位失去孩子的家长曾经情绪激动试图上访，结果全部被武力架回。还不清楚，是否有志愿者参与其中。郑珂珂也认为，志愿者在灾区的工作技巧有待提高。

　　“你得明白实际情况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说，“你不代表你个人，你是一个群体，要抛开个人情绪，要有技巧。”

　　可持续难题

　　NGO自身的能力建设水平也决定了他们在灾区能走多远。早在地震之初，即使官方未加干扰，就境内草根组织而言，能力的薄弱也制约了他们的发挥水准。

　　罗世鸿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我们总是相信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物资就可以帮助别人，但慢慢就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

　　在紧急救援阶段，国内外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灾区，仅一个镇就超千万甚至过亿吨。这时候，如何分配物资就是对NGO能力的一种考量。它涉及物流体系、仓储管理、社区调查，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才能确保公平高效地分发。在遵道镇，罗世鸿等人需要服务2万人，他们有一个1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最终还是乱作一团。

　　与他们相比，一些境外组织的专业和高效令人叹为观止。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例，西班牙小组负责供水，他们只派了3个人。在进行一番技术和专业整合之后，计算出每人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洗漱多少水，基本保障需要多少升等，一番计算后，即刻架起设备供给，两天就确保让15万人用上干净水。英国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负责厕所设置。当他们知道一个安置区的具体人数后，马上会计算出多少人头需要设置一个厕所，一个厕所能覆盖多大安置点，并相应配备哪些硬件设施。

　　紧急救援阶段很快过去，灾区进入重建阶段。对于很多NGO来说，方向发生了转变，必须进入社区工作。这要求他们具备凭借专业技能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仅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去年10月以后，罗的团队开始对志愿者成员进行日常工作方法培训，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更多组织也像他们一样，依然在路上摸索。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短期内得到强化与提升，他们只好从灾区黯然收场。这种综合能力包括运作资金的可持续、专业人才的充实以及组织内部管理的有序。

　　以资金为例，很多组织不具备筹资能力，没有人给他们资助。一种常见的节省成本的办法是，组织内的每个志愿者需要承担各自的费用，所在组织不为此埋单。在什邡，重庆市助老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的团委书记张斐告诉本刊记者，AA制是灾区NGO的普遍做法，这样组织就没有负担了。

　　最初拥有的参与热情，可以支持志愿者自掏腰包献几周爱心，但却很难长久。“生存都是问题，”乐施会四川办公室的负责人翟凡说，“就像每个家庭要过日子一样，没有资金，想都不要想。”

　　乐施会是唯一一家拿到官方批文可以在灾区工作的国际组织，震后在成都设立了办公室。他们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投入逾1.3亿港币参与灾区重建，为当地改善小型基础设施和生计状况。资金不是问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服务对象和能力也是有限的。灾区的需求空白太多了，没有任何一家组织能够全部包揽。他们所能做的和别的NGO一样，无非是以政府的强大力量和覆盖面为背景，做好配合工作。

　　“我们也在坚持，”翟凡说，“到底有多久，也难以说清。”

　　就目前来看，还有一些NGO或志愿者个人寻求进入灾区工作。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提醒他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不要贸然行动。中心的协调人之一田军说，他们很想帮助别人，但要做好可持续的、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当做好事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受助者也是。”

　　即将离去的汪跃云看起来就很无奈。一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在尽力、在成长”，只是很多设想都没有展开，就要终结了。他说他们将被当地的老百姓慢慢淡忘，因为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社区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彼此间的信任都还来不及建立。

　　不过，他又极肯定地断言，由于政府提供的服务(特别是软性层面的服务)不能覆盖全部群体与角落，在起到补充与替代作用的NGO陆续离开之后，灾区的潜在需求因不得满足而导致的后果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显现。

　　最近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自杀就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弹。当地政府已经发文要求分门别类摸清官员的精神状态，深化干部关爱工作。

　　在什邡市的一个安置点，一位灾民对记者说，我们需要这些人(NGO)。

　　那是一个晚上，音乐节奏轻快，很多心情不错的灾民在橙红色灯光下跳舞。那片开阔的用帐篷搭建起来的场地是一家NGO组织为他们开辟的娱乐中心。

　　灾民说，“他们的办事效率比政府要高。”

　　目前还没有人对NGO在灾区的作用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但需求、信任甚至是依赖的确存在。

　　“有个老乡蹲在家门口，看到对面田坎上有人路过，一看不是本地人，就能判断那是志愿者，心里就有安慰，知道还有人在关心他，人还没有走完。”高圭滋说，“志愿者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和他打招呼，只需要从那里路过，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