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博物馆,樊建川滔滔不绝。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7月7日,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将在军事博物馆开幕,主题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展出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年近六旬的馆长樊建川,做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在预展现场,他背着帆布包,穿着一件军绿色T恤,上面印着四个字“戎马边疆”。樊建川坦承,虽然退役多年,他仍然把自己当做一个兵,这种军人情怀在其个人经历、举手投足间隐约可见。
谈抗战文物展 收藏战争,不是为了仇视日本人
新京报:你在微博上表示,“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这句话如何理解?
樊建川: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博物馆不在于你讲解词写得多好,图片选得多好,或者你的视频多好,而是要用每一件文物来说话。文物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包括每一个历史细节,它们传达出来的“声音”,比我们所说的更真实,更持久。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的是普通话,有的是方言。
比如说,我们将要做汉奸博物馆,你如何征税征钱,把这些钱如何交给日本人,怎么把文物拿给日本人的,怎么给他们情报,这些都由文物来说话。再比如说,有日本人为了试验新发的战刀是否锋利,抓了数名中国战俘,一一砍头来试刀,你拿木头试,可不可以?杀个马什么的都可以吧?他们非要杀人,并且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像日记这样的文物,传达的声音特别大,无可争辩,侵略者的罪行全部呈现出来了。
新京报:在这些展出的文物中,有哪些是你极为珍视的?
樊建川:这就像别人问你,你有多少个孩子,谁好谁坏,喜欢哪一个,这都不好说。但确实有几件文物比较罕见,比如《飞虎图》、丰子恺的画作《胜利之夜》、何香凝的物件、黄埔军校的花名册等等。其中一些我们在自己的博物馆展出时,也只使用复制件。当然,这次展出的,都是原件。丰子恺的画,是我1995年从嘉德拍卖买来的,花了8万多元,当时这个价格已经算比较贵的了。再比如,你看汉奸的礼单,他们送给日本人的不是金银财宝,是文物,是古代佛像。这太令人讨厌了。
新京报:我觉得一提到抗战文物,就可能激起人们的道德热情,妨碍我们理性认识抗战历史。怎么来平衡?
樊建川: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达到理性认识历史的一个目的。你说的理性,可能是指这些展览会不会造成对日本人的一种盲目的仇恨,这是我们要清楚表明立场的地方。这次展览里,也会有一些日本老兵的图片。我们主张要理性对待历史,不要简单化、非理性思考日本。我一直有个观点,中国和日本大概有一千年的交流史,其中可能九百年都是好的,只有一百年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千年,至少要有九百年的友好交往,甚至比这时间还要长。这也是我们收藏这些文物的目的,收藏战争,不是为了复仇,或者仇视日本人,不是这样,是为了和平,是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为什么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伤亡率高得多。
樊建川
1957年生人,四川宜宾人。经历丰富,当过知青、士兵、军校教官、政府官员。1993年为收藏而辞职经商。从事收藏30余年,其藏品种类繁多,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3件(套)。2005年,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投资修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现任建川博物馆馆长。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下转C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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