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作者:陈冠中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3年5月
陈冠中有着香港、北京、台北三地生活的经验。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曾居台湾、现居北京的文化人陈冠中,是香港1949年后“婴儿潮”的一代。在他眼里,这一代香港人因为教育所带来的天然缺陷,造就了后来挣快钱的中环价值观的形成,为今日香港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缺乏知识经济产业和成长的火车头,埋下了祸根。这些观点,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有详细的阐述。2000年后他长居北京,这使他对香港的观察,有了一份隔岸观火般的清醒。梁文道称,他开启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近日,记者采访了陈冠中。
谈教育 我们这代人很容易受训练
新京报:你1952年出生在上海,4岁到了香港,成为香港“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你的新书的第一篇文章《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教育和文化做了很多反思。你觉得你们那一代教育是有缺陷的?
陈冠中:我们长大的时候,社会舆论整天都在批评以考试为主的填鸭式教育制度:小学六年级时考试,淘汰一部分学生,然后到五年制中学,又要淘汰一部分,再读预科进大学,又要考一次试,能进大学的人很少。金字塔式的教育制度,压力非常大,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的。我们受到的教育很功利,就是希望有些人能进入大学,以后可以做公务员、医生等职业,其他人就早点去做工人,做别的行业。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好好接受公民教育,尤其是对现代史我们很多都没有太理解。
新京报:这样的教育导致后来你们这一代人的失误?
陈冠中:这个教育有个好处,就是把我们这代人变得很容易受训练。我后来走了很多地方,知道有些国家的人民,比如说训练他做电子、手机组装工人,有些人不想学,因为很枯燥。但我们就很容易训练。到我自己大学毕业,就是1974年,香港经济已经相当好了。比我早一届的香港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生,就是1973年毕业那一年,有三十几个人,给一家美国银行请去了,以前是没有的事情。我们毕业的那几年,大量外企进来。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很多人,大家都马上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你们这一代运气很好?
陈冠中:是的,但这是后来才理解的,原来以为是应该的。我们周边同一代的台湾人和内地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因为香港在1949年后属于所谓美国带动的市场经济的世界,里面有个工业的分工。第一波分工,是把美国移到日本的轻工业转到香港来,香港分到了这一个小块,大家虽然很辛苦,但是生活水平提高,就业得到保障。当我们出来的时候,香港又开始转型到一个金融服务类的城市了。
新京报:很多人谈论香港精神,认为是一种奋斗、拼搏、勤劳的精神。
陈冠中:对。所以整天捧自己,也就是这一代人,但我们其实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虽然我们成功有点幸运,我们自己不太自觉,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是教育的问题吗?
陈冠中:对,工具性特别强。所以对非工具性的事情,特别没兴趣。比如说,各种政治理想啊,或要付出但是没什么回报的东西啊,都会比较没兴趣。
谈经济 成长火车头找不到了
新京报:香港在内地开放以后,把工业搬到了珠三角,着力发展金融物流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你觉得这是香港经济的一大失败?
陈冠中:不是,只是我们错过很多机会。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厂搬到珠三角又继续赚钱,根本不用提升技术。我们就做房地产做股票,炒买炒卖,不做实业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做点长远规划的话,发展一些知识产业,比如说做医疗中心、教育中心,肯定很快就上去了。而且新的行业,就可以聘用更多的人。但是香港人那时候就想赚快钱,要不就炒股票,要不就炒房地产,最后到今天,问题就出现了现在只有两种阶层,一种是少数从事金融行业很赚钱的人,其他的就是收入很低的普通服务行业的人,没有了整个中间收入的行业。
新京报:所以就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的说法?
陈冠中:对,香港人后来提出,我们香港不行了,大家就做二元经济吧。没钱的人,做点小生意。我觉得这其实很不对,本来就是应该有各种层次的(不是二元)的行业,比如说开工厂,把工业提升,好的蓝领工人收入也是很高的。新加坡还是有工业,我们没有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要发展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但是香港已经把制造业搬到内地去了。现在内地也面临结构升级。你觉得香港要怎样才能找回制造业?
陈冠中:现在重新开始是很难的。香港已经错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好机会,它本来可以升级到第三产业,就是知识经济,现在周边地方已经都起来了。为什么现在香港这么焦虑?因为香港真的很难了,除了金融还占先之外。现在香港自己的成长火车头在哪里找不到了。
新京报:许倬云最近的新书《台湾四百年》,提到台湾经济现在也面临跟香港差不多的困境制造业转移到大陆,大家都去赚很容易的钱,没有完成结构升级。
陈冠中:是,我们都曾经有领先过的时候,但完全没有珍惜,一下子就错过领先的机会。
谈文化 现在香港创意界很厉害
新京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香港电影、听粤语歌曲长大的。作为曾经的电影从业者,你觉得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陈冠中:首先是怪我们的经营,包括政府、商界,太没眼光,太短视。他们往往把钱投到别的地方去了,都在赚最稳定的、最安全、最快的钱。我问了我很多同代人,他们并没有说我们为了香港要做得好一点,没有这个概念。这种价值观不存在,但韩国人有这种价值观。
香港过去的确是了不起,在物质很不好的60年代,已经开始做自己的创意产业。开始时,往往是模仿的,但是很快就闯出一片天地来。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所谓黄金十年,票房曾经是稍微超过好莱坞的。但是,本地产品受欢迎到这个程度,也就是十年。当时我们把台湾的商业电影都打垮了,他们从此都没有再建好商业电影,因为都看香港片。
但是我90年代中到台北,所有年轻人都不看香港电影了。当时占的票房只有5%,最后5%都不到。我问他们,几年前你们都还爱看香港片,为什么现在就不看了?他们说我们都发过誓,以后都不会看你们香港电影的,太多烂片了。就是这样作死自己的。
新京报:去年内地的一个港乐爱好者写了一本书叫《夜话港乐》,专业的乐评人不会觉得这本书有多重要,但是香港的贸发局把这本书作为重点来推荐,容祖儿等歌手都觉得这本书给了他们很多鼓励。
陈冠中:现在只能怀念当年的辉煌。其实,现在香港创意界很厉害的,很多人在做,比如说做音乐的,做美术的,做剧场的,我们不知道而已。香港人比以前更会做这种东西,但是产业机会错过了。现在内地这边有自己的东西,台湾有台湾的东西,就不见得要再看香港的了,就没有一直领先嘛。其实年轻人还是挺有创意的,特别努力,或许下一个循环会再出现,有时候要靠运气。
新京报:现在香港的作家多吗?
陈冠中:香港作为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作家肯定比任何内地七百万人的城市更多。除了北京之外,香港一定是中国第二名或者第三名。台北跟香港,台北是第二,或者香港是第二,北京肯定是第一。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文化沙漠这个词语的来源,你本人是不是对香港文化沙漠的说法不以为然?
陈冠中:是的。一个城市被一个词贴上之后,就好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多少年了,一般人还是这么说话。当然说这个话的人,其实反映了他的无知而已。香港在文化上肯定是中国第二名,绝对比上海强。不能跟整个内地比,但应该跟城市比。如果香港是沙漠,那除了北京之外,大家都是沙漠!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实反映了他的无知。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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