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东方早报》发表金泽刚先生《性贿赂入罪的十大理由》，各大网站之后数日广为转载。这是至今罗列性贿赂入罪理由最为完备的一篇文章，又系于作者金泽刚教授是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很有专家的名义，所以，我作为明确反对设定性贿赂罪名者，也谈点意见。
在一篇短评文章中试图按照金泽刚先生“十大理由”循序逐条来谈是不可能的，只能谈根本。金泽刚先生所谓的“十大理由”是在设定了性贿赂罪名既定下的发挥。金泽刚先生先从一般的刑法学角度将性贿赂设定为一个合理、公认的罪名，然后考察其应该写进刑法当中。这样，就注定了金泽刚先生的逻辑混乱，注定了其必须使用概念偷换手法为自己进行论证。
金泽刚先生说：“日本、德国的刑法均认为贿赂是指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一切"利益"，日本更是不断有惩治性贿赂的案例。即使一些欧洲国家对"性贿赂"定罪量刑的案件很少，但"性贿赂入罪"的立法仍然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英美刑法通常也对贿赂作包括财物、服务以及其他利益的广义解释。”金泽刚先生对读者悄悄混淆了性贿赂罪与贿赂罪包括性交易这两个不同范畴。贿赂罪包括可确认价格之性交易本来就是各国通例，但不等于有专门的性贿赂罪。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有专门的性贿赂罪名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专门的性贿赂罪？
中国目前舆论所谓性贿赂入罪是一个专门罪名设定问题，并非性交易是否包括在贿赂当中。如果说把性交易作为贿赂行为之一，至少在金泽刚先生所身处的上海地区的反贪机构就并非稀罕事情。以我20多年前亲手侦破的受贿罪案件而言，那时候我就已经将嫖资计算入受贿数额当中，行贿人为受贿人获得陪酒、上床所支付的金额都属于贿赂金额，在判决程序并没有任何异议障碍。其他反贪机构和人员如果没有这样做，那是他们业务水平低下或其他复杂原因导致，并不等于“嫖资”不应该计算入受贿金额。如果因此就专门设立性贿赂罪，那是否也意味着要设立旅游贿赂罪、学费贿赂罪、烟酒贿赂罪、吃喝贿赂罪、古董字画贿赂罪、看戏贿赂罪等等罪名？
性贿赂之所以舆论特别关注，不过两个原因：一是古今中外人的心理无不对“性”有特别兴趣；二是“女人亡国论”在中国的死灰复燃。饱暖思淫欲，贪官玩女人，这不过是常态。但必须分清楚主次，并非因为天下有女人才有了贪官，贪官的腐败生活方式中也并不只是女人，较之玩女人，他们更多是大吃大喝、旅游、买名牌、买文凭、索古董字画等行为。金泽刚先生说：“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检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为什么不换一种说法：每个人都大吃大喝，都住高级宾馆，都用豪华办公楼，都出国旅游，等等。特别渲染情妇问题，搞什么“情妇反腐”，不过是掩盖制度本身的症结，不骂唐明皇、吊死杨贵妃，与“女人亡国论”不过一个腔调。
赞赏金泽刚先生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依据，但是，金泽刚先生却不知道，中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罪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间，在“不正当好处”的解释方面并没有太大区别，真正的区别是在犯罪主体的认定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核心是公职人员及其影响力，覆盖了所有公权力领域，而中国则在这方面限定为极其有限的“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导致“临时工”泛滥。特予提醒。(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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