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以来，武汉市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现象，掀起“治庸问责”风暴。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电视问政一年举办两次，让公众能够直接监督政府官员的工作。在获得许多叫好声的同时，电视问政也引来异议。不少人认为，一些电视问政节目“问政容易，问责难”。甚至有人评论说，电视问政还停留于“让官员出丑、让公众过瘾”的“电视秀”范畴。（7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龙敏飞：电视问政自一开始就被“人为拔高”，公众的心理期待值也跟着提高，一旦“电视问政”无法满足公众期待，从神坛上摔落，便是逻辑之中的事情。的确，在电视问政上，我们可以监督官员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猫腻，如果的确存在违法违规之举，进行问责也是“必选动作”。这不，仅去年底的一场电视问政，武汉市就有14名官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只是，这样的“问责”过于稀缺，也很难形成常态，更难以被复制，那电视问政身陷囹圄便不足为奇了。
吴杭民：实践了一段时间的电视问政，引发了人们深层次的担忧。比如是否存在“问政容易问责难”情况？比如电视问政的范围，是不是被人为局限等等？这些问题，都未被厘清。民生问题天天有，总不能累积到电视问政时才能被集中曝光、被集中解决，武汉首创的电视问政一年也才举办两次，且每次电视问政的时间也有限制，能被问政、监督的政府部门当然也是有限的，这是这种民主监督形式的天然局限。
钱夙伟：电视问政的现场，固然是这场“考试”的“考场”，但公众对官员的“考试”，却并不只是看官员的现场表现。电视问政中提出的问题，大多必定是让群众深受其扰的陈年积弊。
龙敏飞：电视问政自始至终都只是一种监督手段，而且还不是常态的监管方式。既然如此，便不宜过度地依赖与器重，把它当成一种辅助的方式即可，不可过于拔高也没必要过于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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