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首批反贪硕士：外界对我们期望过高

　　最终，24位年轻人以法律硕士身份进入这一班级，开始了特殊的学习。

　　“反贪硕士班”的导师阵容堪称豪华。

　　根据协议，“反贪硕士班”实行双导师制。除去人大法学院的6名老师外，还有8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厅级、副厅级干部任实务导师。导师采用抽签分配原则。

　　导师组组长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副组长是何家弘和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

　　入学时的第一条门规很特殊：学生们禁止找导师“走后门”。开学典礼上，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特意称：“你们的导师都是反贪部门的领导，我在这里要求，如果有人找你们，你们绝对不允许找导师说情！否则只能离开这个专业方向。”

　　何家弘代表导师讲话，他发表的“约法三章”，此后成为班级铁律：不给导师送礼，不请导师吃饭，要做行为楷模。

　　在他的建议下，同学们为“反贪硕士班”设计了班徽。班徽是盾状，金边红底，上有一个大大的“侦”字，下面是一行小字：“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

　　学生在上课和参加活动时必须佩戴班徽，“这对他们是一种行为的约束。”佩戴着班徽的职侦班同学，也成为人大校园一景。

　　除法律硕士基础课程外，学生要学习刑法学、证据法学、侦查学，其内容偏向职务犯罪。法学院还为他们专设三门新课：检察学、职务犯罪侦查技能、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专门购买了测谎仪。

　　课堂上，师生会研讨如何取证、侦查等技术手段；会讨论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问题。有时，何家弘会给学生讲聂树斌案等热点案件。

　　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是犯罪心理学、物证学、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等课程。

　　犯罪心理学由80多岁的老教授周惠博讲课，“周老的课讲得特别精彩”。在课堂上，他们学习讯问技巧，以及如何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这些技巧，在课下和同学玩杀人游戏时也能用到。

　　他们还学习使用测谎仪，提取固定指纹。“有时候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上课，感觉自己像法医，挺新鲜。”李传文说。

　　李璐彤当过一回测谎对象。讲解如何使用测谎仪时，全班被分成几组，每组抽出一位同学测试。李璐彤被抽中，心情紧张。老师准备了十几个问题，交叉反复讯问，根据谎言和真话的不同波动图，判断她是否撒谎。

　　“有一个问题是我预计什么时候结婚，第一遍问‘是29岁吗？’我回答了。隔几个问题再问一遍，变成了‘是27岁吗？’就这样，反复问反复答，最后确认答案。”两年前的那场随堂测谎，李璐彤只能回忆起这个细节，因为“测出的答案很准”。

　　李屾回忆，他听过老师介绍某省检察院的案子：嫌疑人心理素质很好，坚持不开口。此时，讯问人员无意中得知对方信佛，正巧他本身对佛教也有所了解，话锋马上一转，抛开案子本身，拉着嫌疑人聊起佛教里的因果报应等话题。

　　最后，嫌疑人全招了。

　　“老师说，询问过程就像中医里的望闻问切”，李屾称，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前提，是对其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经济状况等基本资料有详实调查和了解，发现对方心里最重要的或者最脆弱的一环，“一般只要开了口，就能像抽丝一样问下去”。

　　然而，进入实习单位后，这些“反贪硕士”们还是感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2012年暑假开始，在最高检的帮助下，他们被安排进入全国市区县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实习。

　　山东小伙儿李屾去了成都市检察院，做些取证、线索协查等辅助性工作，“师傅不指点的话，完全抓瞎”。

　　比如“证据”。课堂上，他学到的是：证据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分类？有哪些形式？在现实中，他需要学：什么样的证据是合法的？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取证？如何取证能确保合法和足够效力？而这些问题，在每桩案件中的答案都不一样。

　　不过，专业出身的李屾还是被师傅们评价为“适应能力强，悟性强”。

　　“标签”外的压力

　　相比人大法学院的同级学生，“反贪硕士班”的首批学生，承受了更多的外来压力。

　　争议一直伴随着他们。“在官场混段时间就会成为贪污的高手，因为人家是专业的”“这批反贪硕士不久也会被潜规则”……从班级创立起，类似的嘲讽和质疑便没有停止过。

　　“有人给我们贴标签，怀疑我们是官二代，能越过公务员考试直接进检察院”，李屾回忆。

　　甚至有人遭遇正面抨击。李传文记得，有同学乘坐地铁时，旁边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一愣，回了一句：“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语带讽刺。

　　更多人在怀疑：二十几个人，能对国家的反贪形势，带来什么影响？

　　“单凭我们一个班级的力量，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改变的”，几位受访同学都表示，“外界对我们的期待太高。”

　　而在这个毕业季里，“反贪硕士”们同样被卷入激烈的就业竞争中。

　　“想成为检察官，必须先通过公务员考试，我们没有什么特权”，李屾说。研究生就业难，大多又想留在北京等大城市，导致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而大城市政法专业毕业生众多，一个检察系统的位置往往有好几百人报名，职侦班有的学生因此无缘检察系统。

　　尽管如此，职侦班成绩依然不俗： 24人中14人进入检察系统。其他人则去了金融机构、政府机关、企业、高校和律所，工作都比较理想。

　　但这与何家弘最初的期待有些差距——至少三分之二进入检察系统。

　　事实上，校方曾经努力为“反贪硕士”创造就业途径：在最高检和校方的联合培养协议草案中，后者希望明确写上“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检察机关”。“但最高检领导觉得不妥，因为还需要考核，于是改成‘在同等情况下，检察机关优先录用’。”何家弘说。

　　而今，人大法学院的职侦班已经有了第二届、第三届，并会继续办下去。何家弘认为，“一届二三十个学生可能没有太大作用，但是持续10年、20年，就会发挥一些作用。一些人会成为职务犯罪侦查和反贪的骨干。”

　　但这只是治标。“反腐主要还是制度问题，制度改革必须自上而下。国家领导人需要下决心，一定得有顶层设计。”何家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