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杂志网站8月7日 文章，原题：有中国特色的节俭今年令世界奢侈品制造商惶恐不安的是，“厉行节约”已成为北京最突出的政治流行语之一。中国领导人已连续宣布一系列节约规定：严禁政府官员戴名牌手表，在5年内禁止党政机关新建楼堂馆所。西方评论家旋即套用有关宏观经济的长期争论解读中国的厉行节约：从雅典到都柏林到华盛顿，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关于削减预算和政府超支的优缺点。
但将中国领导人“禁喝鱼翅羹”的规定解读为西方自2010年“转向节约”的一种延伸，将是极端错误的。西方的节约是一个经济政策工具，而中国的节约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中国有将节俭朴素用于打击腐败的长期历史。可以肯定地说，中国领导人主要是从本国政治改革的传统——从孔子到共产主义者——而非以西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或凯恩斯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约2500年前中国治国理论开始形成的时期，孔子及其追随者就认为，明智的领导人能在个人行为中体现某种道德节俭，在国家的问题上体现出财政节俭。儒家通过节俭保证政府有德的方式一直延伸到现代。蒋介石的国民党很快获得腐败的名声，他以推广新儒学价值观作为回应。但最终，他败给了毛，因为后者力推一种更激烈的艰苦朴素。
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假”儒家思想相互交织的当代中国，古老儒家的“清官”典范仍能引起强烈共鸣。目前的节俭行动最好被理解为习在善政廉政这个传统概念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中国领导人显然已发现比单纯的GDP增长重要的目标：厉行节约确实关乎中国政体的未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在倡导厉行节约基础上的由上而下的反腐运动、严惩违反禁令的官员来赢得民众的信任。(作者约翰 迪哈里，丁雨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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