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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北京8月12日电 】16岁的张红兵被文化大革命冲昏了头脑，向当局告发了母亲。两个月后，张的母亲被枪决。
现在，经历40多年来日益沉重的愧疚之后，张红兵通过公开忏悔的方式打破了包裹在中国十年浩劫之外的沉默。
这种罕见的道歉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这种做法有望打开集体反思的大门。
张红兵上周接受《新京报》采访说：“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1970年，张红兵举报说母亲批砰毛主席，后来军代表来到他家，打了他母亲，把她带走了。
然而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文革结束数年后，安徽老家的一家法院撤回对张红兵母亲的判决），张红兵也开始反省了。他说：“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做出公开忏悔的人很少，其中绝大多数忏悔出现在近几年，而文革时的莽撞少年现在往往步入了花甲之年。
湖南老人温庆福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正是年龄方面的原因，促使他愿意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奉命带领一帮暴徒，查抄了一位老师的家—虽然他常常和那位老师的儿子在一起玩。
温庆福在接受一份省级报纸采访时说：“如果我现在不道歉，我们就会老得没有机会了。”
温庆福的及时行动换来了那位老师的子女代替虚弱的母亲回复给他的一封公开信。信里写道：“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
今年4月，在审理一起罕见的可以追溯至文革时期的案件时，浙江省一家法院判处一位80多岁老翁因1967年一起谋杀案入狱42个月。
尽管如此，香港科技大学文革问题专家丁学良还是认为，“（道歉的）积极效果将远远超过负面后果……无论对于集体反省，还是对于建设更完善的法治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博物馆、纪念碑或是电影会探讨文革话题，只存在一些鲜为人知的个人行力，比如四川省有一家博物馆谨慎地提到了“红色时代”。
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封公开道歉信中，山东人刘伯勤历数自己的罪状，列举了受害人的姓名。
他称自己批斗老师、查抄私宅的原因是“年幼无知，受人蛊惑，又个性愚顽，善恶不辨”。刘伯勤写道：“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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