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年的冤狱出来5个月了，张高平自称“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
他已经48岁，还寄住在亲戚家。瘦弱的身躯上晃荡着一件宽大的翻领衫，驼背，秃顶，本已花白的鬓角倒是长出些黑发。
一同洗冤归来的侄子张辉站在他旁边，足足矮他半头，更瘦。这个37岁的男人从烟盒里拔出两支香烟，递了一支给叔叔。
安徽歙县七川村一间农舍前，叔侄二人倚着树抽烟、聊天。张辉的手机信息滴滴滴响个不停。
“我看没有它，你要活不下去了。”张高平斜着眼睛揶揄没有工作、用手机闲聊打发时间的侄子。8月末，属于叔侄俩的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接近黄昏。
2003年，长途货运司机张高平和张辉受人之托，搭载一个女孩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发现遭人强奸杀害，叔侄二人随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后，该案真凶落网。又过8年，2013年3月26日，他们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从被拘留到被无罪释放，叔侄二人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天。
5月，浙江高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两人国家赔偿金110多万元。
因为觉得“太少”，这笔赔偿，叔侄俩至今尚未领取。他们不务农，也没有打工，日常支出全靠家人接济。
如今，在张家门前的小路上，几个月前迎接叔侄俩回家的、厚厚的鞭炮碎屑早已被清扫干净。村民遇到了，会神态自然地用乡音招呼，好像他们从未离开过。
这起冤案引起全国范围关注之后，萧山五青年案、蚌埠杀妻案接连进入公众视野，争议近20年的聂树斌案也再次掀起大规模讨论。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些案子。”张高平说，“凡是被冤枉的，能平反，我就为他们高兴。”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废人”，对未来没指望了。
赔偿
“昨天蚌埠翻（平反）了一个，也说到你们的名字！”8月14日早上，张高平的大哥和嫂子，也就是张辉的父母，拉住他激动地说。
张高平从兜里摸出外甥送的苹果手机，比起刚回家的时候，他对这个通体漆黑的玩意儿已经熟悉了很多。
他打开浏览器，用手写输入法把“蚌埠、无罪”等关键词输进搜索栏。很快，他看到了于英生被无罪释放的消息。
1996年，同是安徽人的于英生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17年后，安徽高院再审宣告于英生无罪，当庭释放。
捧着手机，张高平仔细地研究着案情。与此同时，张辉也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场与自己的案子一样，引起全国范围关注的“平反”。在电视画面中，于英生已经花白了头发，肩膀佝偻。
“我认为这跟我俩的事没关系的。”张高平说，尽管新闻报道特意提到了“叔侄冤案”。在得知于英生也获得了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后，他更关心自己的赔偿了。
“就那么一点钱，有什么用？”张高平说到“110万”，表示他不会去领。张辉则把头偏向一侧，看着远处，小声嘟囔着补充说：“现在村里盖个房子都要五六十万。”
房子，是叔侄俩最常说起的话题。按照村中的传统观念，房子意味着家、财富和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张辉没房子，老婆难娶；张高平没房子，女儿难嫁。但如果用这笔补偿盖房子，“一下子就会出去一多半！”张辉说。
事实上，“钱”或许还不是最核心的问题。重要的是，按照当地如今的规定，他们并未获得建房许可。
“要不是被他们耽误了10年，我的房子早盖起来了。”站在父母家的老屋平台上，张辉指着屋后的一小片坡地说。
按照他的说法，那片铺满野草、细竹丛生的土坡是属于他的宅基地。而张高平的老房子，早就成为危房，不能住人。不过，“涉及拆迁补偿问题”，他们的盖房申请没有被批准。
刚回家时，让张高平不满意的不只是房子。对于浙江省公安厅起初的微博道歉，他曾挥挥手，“不知道那回事”。
而对于当时悬而未决的国家赔偿，他让律师转告杭州方面：“不解决问题，我要背被子去了。”
“背被子”是指“睡到浙江政府门口去”。张高平说自己不会做违法的事，但他“耍得了无赖”，“要看看最后丢谁的脸”。
6月和7月，浙江高院、杭州中院、杭州市政法委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两次到张家，“道歉、协商”。张高平这下才舒心，觉得来者是诚心诚意的。“我是个要面子的人！”说起那辆“满载领导”的商务车，他颇有几分得意，“给我面子，就好办事”。
但张辉心里有气，他躲了起来，让父亲为自己全权代理。最终，张高平叔侄就国家赔偿与浙江方面达成一致。
“我家人不是刁民。”张高平摇晃着脑袋说，有人跟他建议“闹一闹赔得更多”，但他的家人都劝他，“算了”。
他语速快，聊天时常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要是就一个问题深聊下去，他就马上抛出口头禅：“我不是告诉你了嘛！”
最近，张高平上网越来越熟练，通过网络，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比如应获何种赔偿，他就表示不光要按国家规定，还要考虑受害程度、社会影响力等诸多因素。
“我们没有缠着人家，所以赔偿少。”他说起自己最终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情况，流露出不屑。
在他看来，“那笔钱是死的，多赔一点当然好”，但总不能只出不进。所以，他和张辉也曾向浙江方面请求安排工作，但最终未果。
当谈到蚌埠的于英生时，他声音忍不住扯高了好几个音调：“人家从前可是区上的领导，说不定就官复原职啦，我能比吗？”
原谅
就在张高平叔侄案平反一个月后，4月25日，另一起冤案当事人李怀亮被无罪释放。
因涉嫌一起奸杀幼女案，河南人李怀亮被羁押近12年，经历4次审判。最后一次庭审持续了7个小时，平顶山中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李怀亮无罪释放。
叔侄俩都看到了这桩案子。张辉表示“很同情他”，张高平却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自己这样的“平反”才算清白，而“疑罪从无”则意味着，不能证明其有罪，也不能证明其无罪，“和我们不一样”。
然而有一相似点，张辉觉得无法回避。由于长久与外界隔绝，李怀亮重获自由后，与人沟通并不顺畅。在媒体刊载的照片中，他眼神毫无内容地斜视着，两手无力低垂。
“我们也一样，被改变了。”张辉说，叔叔原本就外向，如今更能说，而他本就内向，眼下更加没话。他不会用电脑，没有银行卡，无法谈论事业和家庭，甚至觉得很难和正常人交流。表弟为了让他赶上潮流，给他手机里安装了流行的游戏“古庙逃亡”，但他玩儿不了几十秒，就“掉下海”，或是“撞到树”。
他学会用微信，能发语音和文字信息，也会为朋友圈里的一张搞笑图片笑个不停。但一旦放下手机，回到面对面的现实交流，他马上就沉默了。
在一场聚会中，朋友说：“张辉，你是主角，不是来打酱油的！”他茫然地抬起头问：“什么酱油？”
尽管“懒得用手机”，但叔叔张高平的生活，显然丰富得多。他每天骑着电瓶车出门，在附近的村子、田野、山路上游逛。
3个月前，他拎了两瓶好酒，去看望自己案件中遇害的女孩父母。此举曾遭全家人反对，张辉拒绝同行。张高平执意去了，结果被女孩父母挡在大门外痛骂，“我们恨了那么多年的人！怎么说无罪就无罪？！”张高平不恼，不还嘴，守在门外说好话。最终，他得以进门，酒也送了出去。
实际上，在他心里想的是，“原谅了这个害我们吃了10年牢饭的姑娘”。
在狱中时，他曾无比想家，连家乡特产的包装袋都能捧着看上两天。但真的回到家，他又待不住了。他想吃四川的麻，湖南的辣，他想西北高原，云贵山川。
10年前，这个搞货运的小老板已经随货车到过全国十七八个省份，“一天吃几个省的饭，多新鲜”。
但快要50岁的他，如今每天离不开中药，“再也跑不远了”。
“一个年轻人，做无业游民，那是社会渣滓。”张辉说。比叔叔年轻十几岁的他不想玩，只想工作。但除了开车，初中都没毕业的他什么也不会。他试过干体力活，“太苦”；也曾到建筑工地开了两天工程车，但晚归时遭遇车祸，又得回家养伤。
作为一个“老司机”，张高平回家后刚尝试开车，就把亲戚的车子碰了。找工作对上了年纪的他来说更加艰难。在新疆服刑时，他曾经做梦，过去厂里的业务员喊他拉货，“醒过来是空的，还在监狱里”。
他看不惯年轻人闲聊，也不进歌厅和舞厅，对电子产品更不感兴趣。他只想和做生意的人在一起，聊和利益有关的话题；就算是玩儿也得是刺激的，涉及金钱，比如赌博；看电视，就喜欢商场上的勾心斗角。
说起外甥的建筑生意，他又骄傲，又羡慕：“他们发家也就是这两年的事。”但曾经靠吃苦白手起家的他如今不明白：“我外甥的手白白嫩嫩像女人一样，每天在办公室动动脑袋，打打电话，钞票就来了，怎么弄的？”
对于自己从前的朋友，他则不无鄙夷地说，多数混得很差，没钱。在他离开的那10年，有人背了高利贷，躲起来不敢出面；有人赌博欠债，被人杀掉。当然也有同事“发达了”，开了物流公司。但张高平知道，货车生意自己现在做不了了。
事实上，10年前，张高平的货源由别人接手，那人如今资产千万。他听说了，一丝遗憾也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说：“我这10年不进去，也许车祸死了也不一定。”
适应
对张高平和张辉而言，生活的时钟停摆了10年，如今又重新拨动。
在叔叔看来，外面的世界最大的变化，跟钱有关。他看外甥花钱“像花水一样”，每天好几百元，作为长辈，自己抽20块钱一包的香烟，都不好意思分给人家。
当他到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得知“我住的那个鬼地方，5万一平方米”，简直受到了惊吓。
“我反而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变了，就是‘钱’和‘追逐钱’没有变。”张辉说。
出狱后，他和叔叔听律师聊起聂树斌案。“至少我们保住了一条命”，张高平觉得幸运。
从18年前儿子被执行死刑后，聂母曾多次上诉。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张辉的父亲也从未放弃为儿子和弟弟申诉。
“我现在只相信亲人。”张高平说。出狱后，他的外甥和侄子一直照顾着他和张辉，给他们买衣服和手机，带他们出去吃饭、散心。一边谈论着外甥的宝马，张高平一边得意地拉扯着上衣，“一千多一件”，足足说了三遍。
骑着哥哥的摩托车，张辉穿梭在县城中。5个月过去，他已经熟悉了刚开始“完全认不出”的家乡。每周他都会到老街城门洞里，要一份铁锅煎毛豆腐，因为“那味道想了好久”。
遇到红灯，即使没有车，他也会认真地等。前方有行人，他会提前减速。“现在的人变得很文明呐！”张辉说，他想努力跟上。
去年八九月份，张辉还在狱中。在一场同学聚会上，有人突然问及：“我们还有个同学叫张辉吧？！”“他在哪？”另一个人问。
那时的班长如今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数学课代表在医学院当老师，有人留在家乡生儿育女，也有人去了国外深造。
这些当时的“小屁孩子”都听过张高平响当当的名号。能人、有钱，是彼时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个牛气的叔叔，不少人还羡慕过张辉。“他可是我们这里为数不多的、最早的机动车驾驶员。”歙县交警支队一位教导员回忆。
村里曾有人不怀好意地说过，张家完蛋了，一个毙了，一个再也回不来了。而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张冬宝始终相信张辉是清白的。“没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他强调。但另一位同学段昌鹄却表示，这个社会“吃咸吃淡的都有”，拦不住别人的想法。
事实是，很多同学并不知道张辉为什么突然消失。得知实情后，也没人怀疑他的清白。
“说张辉强奸杀人，打死我也不信！”早在10年前，他的班主任便认定。而当他出狱返乡，这位70多岁的老教师激动得流出眼泪。有同学从国外回来，听说张辉“平反”，马上就去看望。
“我们给他讲人情世故，让他快点适应环境。”段昌鹄说起这5个月来他们的相聚。当年他曾拜托在新疆的朋友代为探视张辉。
“从惊讶，到不信，到慢慢淡忘。直到几年前，又说起他来。”同学鲍璇说。
在不久前的那场同学聚会中，关于张辉，所有人都有话说。但张辉自始至终也没发言。有人敬他喝酒，他就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又低下头，默默抽烟。
“我失去太多，有时只有喝醉了才能面对母亲和她掉光的那些牙齿。”张辉狠狠吞下一杯啤酒说，“我的老婆，只要对我妈好就行。”
张高平则满心惦记着女儿。他帮她们联系工作，又为给她们盖房子而忧心。在狱中，他自觉无颜面对女儿，不接电话，拒绝探视，退回寄来的信件。这份“决绝”划出的隔阂，如今已很难弥补：几个月以来，两个女孩忙于打工，几乎没来看过父亲，也很少通电话。比起跟爸爸“没话说”，她们和养育自己10年的大伯、大妈更为亲近。
8月里的一个午后，张辉的母亲坐在院里择菜，父亲踩着胶鞋从猪圈回来，笑着吆喝：“心情好！养猪啊！”每天，张辉都会帮哥嫂接送小侄女去幼儿园。3岁的小女孩和他很亲热，跑到他身边，挥舞着小拳头和他打着玩儿。
对于这一切，张辉感慨：“我家现在条件不好，但我自己会让这些都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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