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
从入狱开始，张高平“除了杀人的事，别的都不看”。他会蹭监狱管教的电视，也会把法制类的书报杂志藏在劳改的书里面。
2004年，张高平在杭州监狱里读到李久明案。这位河北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在2002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两年后，该案真凶犯了另一桩案子，在狱中过最后一个生日时，受到感动，交代了此前的罪行。李久明这才被无罪释放。
这给了张高平莫大的希望。他相信，真凶迟早会出现。10年间，他研究了几十桩案子，“快成专家了”。与此同时，他也知晓不少沉冤得雪的案例，在那些案件中，他“认识”了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人。
“大多数冤狱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张辉说。在狱中，他有两个声称自己冤枉的狱友，3个人常聚在一起，商量怎样上诉。
事实上，早在2005年，叔侄冤案的真凶苟海峰就已被枪决，但他们的“平反”又拖了8年。
有人曾与他们商量，可以用保外就医或假释的方式给他们自由。张高平和张辉不约而同地拒绝了。理由是为了清白，宁可不要自由。
“给我们平反吧，放了张辉，我愿意继续被关着。”张高平曾在一次申诉时表示。他觉得自己即使出去了也是个“废人”，但侄子还年轻，还有希望。
2005年，张高平先于张辉去新疆，那是平反前叔侄俩最后一次见面。张辉隔着监狱的小窗哭喊叔叔，但张高平没有听到。他留在张辉眼里最后的印象，是谢顶的脑袋。
在新疆库尔勒服刑时，张辉只想保住一条命。“只要能出来，哪怕马上就去死都行，但死在里面就什么也讲不清了。”他说。
在监狱里，只要发生矛盾，别人就会用“强奸犯”三个字来刺激他。这个身份，在所有犯人中，是最卑贱、最被人鄙视的。这三个字的罪名太“臭”，压得他“气都出不来”。
大多数晚上，他干完活回到牢房，马上睡觉，不聊天，不抢电视看，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他要保护自己，活到出狱那天。
比起侄子的低调，张高平则是监狱里有名的抗改分子。他常常高喊“冤枉”，拒绝劳动，无论狱警或劳改小组长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拿他没办法。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干点活，别人表扬他“劳动积极”，他就说“这是骂我”。
张高平坚信自己一定能平反，而张辉则非常悲观。他甚至早就想好了，如果沉冤未雪，那么刑满出狱时自己是46岁。到时，他会把整个事实经过全部写下，寄给一家报社。然后带着刀和汽油，先到公安局门口“弄出点动静”，再去法院门口自焚。
“我是被逼到心里绝望。”他说，“不是真的会去做。”
事实上，当被问及以后开车还会不会搭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反问：“为什么不会？”又补上一句，“但我会小心，确保她到安全的地方。”
即使在狱中，他也始终惦记着“外面的世界”。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自愿捐出20元。那是他整整两个月制作编织袋的“酬劳”。“他们在外面受苦了。”他说。
张辉对于“善恶”有着朴素的认识。别人给他讲起这几年发生的救助老人反被讹诈的事，他摇摇头，“那是少数，反正我遇见了肯定会帮的。”
一个女白领来看望叔侄俩，留下几千块钱，不收就“不吃饭，不上火车回”。一个大学生写信给他们：“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气愤！”这让张高平觉得，“世上还有好人”。
歙县公安局副局长尹寿长后来对他说：“是你的不屈，你的信念给他们带来了影响。”“他们”指的是监狱里的检察官。2012年，在新疆石河子监狱退休检察官张彪的帮助下，叔侄俩找到最终帮助他们平反的律师朱明勇。
出狱后，张高平在网络上看到2006年播出的一期电视节目。在这期名为《无懈可击》的节目中，他们被作为案例，来说明杭州公安局女警官聂海芬破案如神。
这期以“精确”为主题的节目，连张辉的年龄都弄错了。张高平反复看了30多遍，每看一遍，就想起诉。“特别是那句‘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看得我气死了！”但等到他外出转上一圈，“气又消了”，因为“不记仇，也记不了仇”。
“要真是不放过他们，马上就可以起诉，张检会帮我。”张高平说。在他眼里，全国模范检察官张彪说话影响力很大。但他最终决定不起诉，因为“跟人家说过了，不好反悔”。
只是他心里还有不平，因为“赔偿少了一点”。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对主持人说：“宽恕他们，算了，不追究。”第二天，他接到张彪打来的电话：“我们好不容易找出几匹害群之马，你一句话，就要宽恕他们？！”
如今他可以笑着，像念绕口令一样背诵网友对他的评价：“张高平，可怜又可悲，东郭先生，可悲又可怜。”
求助
张高平叔侄刚平反回家，“萧山五青年案”的一位涉案者就找上门来。
此时，5个“青年”中已经有人刑满释放，也有人尚在保释期间。当时的毛头小伙，已人到中年。其时，该案已经进入重审阶段，还未有正式结果。
因为也是浙江办的案子，张高平特别来劲。坐在堂屋的板凳上，他和访客聊了整整一天，“告诉他怎么平反”。
拥有成功经验的张高平和张辉出了名，成了不少人求助的对象。打3月底以来，安徽、河南、浙江等地的十几拨人陆陆续续到达张辉家。他们带来了几十本厚厚的申诉材料，也带来相似的故事。
一位40多岁的姐姐为弟弟申诉。10多年前，弟弟被人打死，几个施暴者只被判了8个月、10个月。姐姐如今仍在奔波呼告，丈夫为此与她离婚。而一位安徽淮南的老人，为了早就服完的3年刑期，已经上诉了20年。还有一些时隔久远的案子，材料上列着高级干部的签名，张高平叔侄不知真假，只知道“如果确实到了这种程度，肯定没用了”。
在张辉母亲看来，申诉的人都可怜，“没有冤屈，为何千里迢迢而来？”张辉的父亲张高发则敞开家门接待这些人，提供饭菜和房间。这位曾为儿子、弟弟申诉，跋涉千里、夜宿天桥的老人总是说：“如果确实冤屈，你就要坚持！”
张家门前，常常有人跪倒求助。一说案子，所有人都哭成一片。
“我知道他们的苦。”张高发说。但在这件事情上，弟弟张高平比他理智。“聂树斌案不是到现在都平不了吗？！”他反问道，“大多数都不行吧？！”
有时他还会不顾大哥的反对，劝人放弃。对于追求轻判的人，他觉得没必要再“闹”。最令他难受的一次，是无意间听到求助者说漏嘴，暴露了向他和律师隐瞒的重要线索。他顿时觉得，“帮他真是后悔死了！”
如今，哪里发生凶杀案件，只要张高平看到报道，就一定会“很仔细地看”。“杀人案子我懂一点点，我要看他到底冤不冤，怎么冤。”他曾特意探望了几位住在他家乡附近的喊冤者。有人声称自己冤枉，但死者手指甲里的残留物，检验出他的DNA。张高平很深沉地告诫此人：“有DNA作证，你想平过来很难。”
时光
回家5个月以来，张高平最初的激动慢慢消失了。时不时仍有报社或电视台找他做节目，他大多拒绝，因为“已经没什么可说”，更因为“未来一些还没实现的东西，现在不能说”。
在监狱里，他曾特别留意过“赵作海案”。1999年，这个河南商丘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11年后，“死者”突然出现，赵作海获释，并获国家赔偿17万余元。然而仅仅在一年后，他身陷传销案，国家赔偿也都搭了进去。
在张高平看来，赵作海是被女人骗了。几个月来，也有人找他合作生意，但他非常谨慎。“我不会给他们骗去的！”他翘起了二郎腿，又说，“哦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坐牢又没给他们关傻！”
和张辉家老房子隔着一条村中小道，便是张高平的三哥家，他如今住在那里。位于三楼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台空调。他的衣柜从前“塞满了衣服，都是上电视广告的牌子”，出事之后，都被前妻的哥哥抱走了。
有人给他介绍老伴，他拒绝见面，声称要和女儿相依为命，接着又说，“找老伴烦死了”，带着一脸鄙夷。
一副老花镜摆在他枕头旁。晚上，他阅读手机新闻，听音乐。“我喜欢刘若英。”他说，少见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张辉的夜晚则常常被腰痛折磨得难以入眠。“从后面给我一脚踢坏了。”他说起这陈年旧伤的来处，还是10年前的杭州看守所。
夏季的炎热炙烤着这座南方小村。张辉家的老房子，至今没有一台空调。晚上，他会搬把椅子，坐在二楼的平台上，抽烟、看星星。后半夜凉快些，他才回到屋里。
“新疆的天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此前在库尔勒监狱服刑的他说着，把烟灰轻轻磕掉。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几个要好的同学约他聚餐，张高平也去了。因为是长辈，所有人都让他坐主位，他拒绝，一屁股坐到了靠门的末位。
一个女同学把手机掏出来，向大家展示女儿的照片。张辉凑上去看了看，咧着嘴笑，说，好啊，真好。
他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了。在狱中，他一直贴身收藏着前女友的照片。出狱时，他曾表示，要联系到她，告诉她自己是清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冷静下来，“怕人家误会，算了”。
几个月里，他经历了几次相亲，只有一个姑娘“感觉不错”。可刚谈了一个月，女孩便提出分手。他从媒人那里听说，有人对女孩的父亲说，张辉没钱没房没工作，跟着他，以后肯定要受苦。
张辉删除了手机里女孩的所有照片，但他偶尔实在忍不住，就打开她的微信头像，盯上一会儿。
他的眉头因为常年皱着，留下两道深深的褶子。大多数时候，充满他内心世界的仍然是前10年发生的事：“我还是想不通，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往死里整？”
最让他难受的是，7月去上海参加媒体活动，他和叔叔用临时身份证登记，当晚警察就来查房。第二天，他们换了另一家宾馆，之前的几位警察又来了。
“你们不要老是换地方。”民警狐疑地说。“我是清白的、合法的！”他递上一份报道过自己冤案的报纸，大声对警察说。半个多月前，他和叔叔到歙县公安局领取了新办的二代身份证，“这表示我合法了！自由了！”他兴奋地说，证件上的照片也令他很满意。
8月26日一早，张高平和张辉捧着一面锦旗出现在歙县公安局，上书“排忧解难，情系乡里”。副局长尹寿长留他们在办公室喝茶。
“为了破案的压力，领导的政绩，那时的一些做法很幼稚，甚至低级！”这位副局长说到自己对叔侄冤案的看法，“那是机制、体制的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
“我只想知道，驾照什么时候能办好！”始终沉默的张辉走出公安局大门，才念叨起来，“锦旗也送了！”根据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叔侄俩必须通过4轮考试，才能拿到新驾照。但他们不想等，也不想考试，推说“不会用计算机”，要求交管部门补办驾照。
此外，比这更迫切的，是盖房的许可。几乎每说几句话，张辉就会提起来。大概因为得不到批准，他们如今仍然拒绝领取赔偿。
有些事，叔侄俩都不愿提。比如经过协商，他们可能获得高于已披露的每人110万元的赔偿，条件是不再上访，也不再接触媒体。再比如，张高平表示，外甥帮助张辉开设的店面已经在装修了，但问及经营内容，他就一个字也不再说了。
几个月前，张辉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在KTV里，他唱了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
这个“脱节”的场景让他的“发小”张冬宝心里很难过，但他还是用力鼓掌。啤酒瓶叮叮当当地撞击在一起，庆祝张辉终获清白。
“我觉得10年的苦没地方诉说，但是我可以把酒喝掉。”张辉说。张冬宝帮他打电话给意大利的同学，在这通国际长途里，他们一起唱着“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直到手机电量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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