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实施是节点
新京报：此次判决陈新平无罪，主要依据是什么？
赵俊(益阳市中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新平案审判长）：在此案中，认定陈新平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是他的供述。但是他的供述存在矛盾反复，作案工具去向不明，现场勘验、法医鉴定意见等证据，无法与其供述相互印证。并且没有目击证人，案发现场也没有提取到与被告人有关的痕迹和物证。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所以最终判定他无罪。
新京报：这个案子经历六审三判，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反复？
赵俊：在我所接触到的案件中，这样的情况很少。主要是因为案件本身存在瑕疵，有证明陈新平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证据，但是在证据链条上不那么完美。所以在考量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各方会有不同意见。
新京报：同样的案件，证据无明显变化，为什么最终的判决和之前几次审判结果如此不同？
赵俊：主要还是依照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过去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我们审理案件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新刑诉法的实施是关键节点。
新京报：也就是，你认为该案此前判决与这次无罪判决，在各自法律环境内都是合理的？
赵俊：都是有证据的、有依据的，都是严格依法办案。
未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新京报：本次判决的合议庭如何构成，宣判前对该案有没有不同意见？
赵俊：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没经历过该案之前的几次审判，这个法律上有个回避的规定。这个案子在法院系统内部影响很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点，做出这次无罪判决，是依据合议庭大多数人的意见。
新京报：就是说，合议庭有人认为该判决有罪？
赵俊：在此案中，有指向陈新平作案的证据，这些证据也是此前判决他有罪的原因。但是新刑诉法提出了更高的证据标准，我们严格按照新刑诉法作出判决。
新京报：所以该案与公众所熟知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有本质不同？
赵俊：对，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两个案子都是亡者归来，两名被告是完全冤枉的。
而该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新京报：也就是，陈新平仍有嫌疑？
赵俊：就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看，还是有证明其作案的相应证据，只是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新京报：判陈新平无罪，意味着蒋毓筠被杀案尚未侦破，死者家属一方的反应是怎样的？
赵俊：审判过程中并未受到来自死者家属的压力，审判后家属也没表达什么意见。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死者与被告是夫妻关系，两家人此前关系融洽。
据我们了解，不管是之前的有罪判决还是这次无罪判决，死者家属一方都未就该案判决发表过意见。
公检法都应更加谨慎
新京报：陈新平说当初做有罪供述，是因被刑讯逼供，庭审中有无这方面的认定？
赵俊：本次审理最终判定，对于陈新平庭前的有罪供述，法院不予采信。不予采信的原因，是陈新平的供述存在矛盾反复。对于是否刑讯逼供，公诉机关和被告人在庭上都未提及。
新京报：本案的直接证据是被告人的口供。你觉得，新刑诉法实施后，是否会给公安机关压力？
赵俊：新刑诉法确定了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必须有其他证据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指向唯一的作案人，这种情况下才能判定一个人有罪。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加谨慎、细致、小心。压力不只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阶段，都要更加谨慎、细致、小心。只有这样，才能去践行疑罪从无，从根本上推动法治工作进步。
要具备“司法勇气”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次无罪判决的意见？
赵俊：这个案件的判决有指导意义。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系统内部有“疑罪从轻、疑罪从宽”的思想。对于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往往是在量刑上有所顾虑。
此案的判决，是在新的司法精神指导下，本着重证据、轻口供，疑罪从无原则作出的。这是法治理念的进步。
新京报：对于这种进步，司法机关一段时间内会否有不适应？
赵俊：这涉及公检法系统思维的转变。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一些存在瑕疵的案件，无可避免。既有证明他作案的证据，但证据不太充分，你怎么判？
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此类案件的判决提供了依据。
具体到办案人员身上，就要从过去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严格依法办案，用我们内部的话说叫具备“司法勇气”。作为法官，我们还有普及这种进步的义务。
新京报：向老百姓普及“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赵俊：对。以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杀人要偿命，证据不足把这个人放了，老百姓就认为法院不作为。怎么让老百姓去接受这种理念，只能通过一件件司法案件的审判，通过依法办案去普及。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种司法进步的意义？
赵俊：最高法周强院长说，“宁可错放，不能错判”，这里面是出于杜绝冤假错案、充分保障人权的考量，出现一个赵作海，对我们国家司法形象损害太大了。这种进步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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