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8日,南京“饿死女童案”在南京市中院公开审理,乐燕在被告席上。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图) |
编者按:南京22岁母亲乐燕出门找寻毒品,把两个亲生孩子活活饿死在家里。回顾其如遭诅咒般的人生,乐燕被父母遗弃、黑户、半文盲,流浪街头,最终沦落风尘并染上毒品。成为母亲后,又将不幸的童年复制到两个饿死的孩子身上。
专栏作家顾则徐将乐燕形容为现代“贱民”,他们无法获得最起码的权利与尊重,且极易成为悲剧诞生的沃土。
乐燕与两个被饿死的孩子的童年惊人地相似。由于没有户口,她无缘享受正常的教育和关怀。离家出走后,差点死于绑架和刀砍。
“就算在坐台的小姐里,她也是失败者。她把自己毁了。”乐燕一位毒友说。
面对愤怒的大众,乐燕在法庭上说:“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为了找毒品,南京22岁母亲乐燕离家饿死了自己的孩子——3岁的李梦雪和1岁的李彤。2013年6月21日,当警察破门发现姐妹俩被风干的尸体并找到乐燕时,她正在一家快餐店吃汉堡。
乐燕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平静,直到后来审案人员将现场照片塞到她手上,她才爆发式地嚎哭起来。
乐燕的丈夫,两个死去孩子的父亲李文斌则相信孩子与其心连心,死前都带给他讯息。2013年5月29日,同样因为吸毒而在南京市龙潭监狱服刑的李文斌被缝纫针扎进了左手食指,削去了指尖横侧的一片肉。鲜血直流,疼痛万分。
“当时做的,就是一两岁小孩穿的牛仔裤。孩子肯定就是那天走的。”回忆时,这位在“道儿上”混过的小伙子眼睛眨巴,语气镇定。然而9月3日,李文斌出狱后在殡仪馆冷藏柜里看见两个孩子的遗体时,却再也控制不住了,朝天大吼——“太狠了”。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乐燕被外界塑造为一个无知、堕落和狠心的母亲形象。9月18日,她站上了被告席,首次面对愤怒的大众。在最后陈述中,乐燕半陈述半提问地说:“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黑户
至今,在乐燕出生的沿河村小区,人们对幼年乐燕的印象仍大多集中在那两道“稚气但仇恨的眼光”上。一些邻居还形容,她后来对待两个孩子的方式完全复制自她的童年,“像坐牢一样”。
“那时乐燕大概有七八岁,有一次我和我女儿上楼,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防盗门后面的地上。”邻居贾琪(化名)说,“我好心去跟她说话,她突然把防盗门摇得哗啦响,还用牙咬铁杆。”
乐燕的母亲来自南京城郊的农村,在打工的中途认识了她的父亲,一个沉默的技校学生,彼时,乐燕的爷爷乐生(化名)在国营的南京汽车厂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天生的优越感让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农村的儿媳,亲手击碎了这场地位悬殊的爱情。
1991年12月,乐燕出生,没过多久,她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母亲,因为在公交车上偷窃,被判两年劳教,解教后远走他乡,而她的父亲,则因盗窃罪,永远失去接自己父亲的班成为工人的机会,一样出走他地。
从此,乐燕便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她的爷爷会带着她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奶奶每天在楼底的过道跳绳,让孙女在一边看。夏天时,上下楼的邻居有时看到他们家开着门,两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围坐在客厅打扑克。
但老人终究无法取代父母。况且,当他们出门时,他们就把乐燕关在家里。这让她变得暴躁而阴郁,比如从窗台往外乱扔东西,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叫。而父母未婚生育,乐燕是黑户。在中国,黑户数量已达1300多万,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
对一个孩子来说,黑户的直接影响就是教育。乐燕一直无法上学。直至2001年,她10岁,才在社区的安排下走进附近的小学。
可学习并不顺利。贾老师是乐燕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她记得这个无心向学的大个学生,每堂课开始,贾老师都要站在讲台上点名,“乐燕呢,乐燕哪去了?”其他学生告诉她,乐燕在操场上。
贾老师很想帮她,可没法接近她,“她总是用很仇恨的眼光看我们”。
乐燕的爷爷当时有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他骑车送她上学,下午放学再接回去。可三年级时,放学后,老师们经常看见她的爷爷骑着空车,满大街焦急地寻找。
2004年,乐燕从学校辍学回家。她13岁了。某一天,她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江湖
乐燕离家出走的这一年,她未来的“丈夫”李文斌也获得了自由——被放出了监狱。
李也是一个问题少年,出身农村。2003年,李的人生被一部手机改变。他的老表和几位朋友拉他到南京玩,还把偷来的1600元给了他。这让李文斌蹲了一年监狱,那年他18岁。
在李家原来住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赭色的家具厂。整个村都消失不见。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碾过村庄。公路两边,田地被平整,村居被拆掉,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这一切起始于2005年,政府规划了“园区带镇”的发展战略,在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浪潮里,科创园比一个小村,更体现时代精神。
李家是第一批被拆掉的,城市修到了家门口,刑满释放的李文斌决定去城市闯荡。
第一次是应聘保安,人家看见他手上的文身就把他挡了回来。李文斌左手小臂上有一只雄鹰,这是监狱送给他的礼物。
“在牢里,看见他们都有文身,我就让他们帮我文一个。”牢房里啥也没有,一个狱友找来某洗衣粉的包装,将透明纸铺在洗衣粉的袋子上,用笔将老鹰描下来,然后覆在手臂上,用针沾着墨水,一点点扎进皮肉。
后来,李文斌听说当货车司机赚钱,又去考驾照。但文化水平低,交规只考了30分,补考两次都失败。
大路不通走小路。李文斌开始和兄弟们混社会。七八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讨过欠账,看过赌场,当过打手。
但在李文斌的说法里,江湖似乎并不危险,一次,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说老板和人起了冲突,让他们赶紧过去。当他们赶到时,那两个人还在原地理论。“根本打不起来。”李文斌觉得没意思,掉头就回来了。
对这段时光,李文斌最愿意说的是“好玩”。兄弟们一起下馆子,K歌,吃夜宵,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喝醉了一个眼神不对就要打架。
他开始频繁从家里要钱,最多的时候,一个月他要花掉6000块。家里的钱在父亲那,2002年受了工伤的父亲瘫痪在床,他便站在床头向父亲要钱。
2006到2007年,李文斌说那是他一辈子最舒服的日子,成天就是吃了睡,睡了玩。在他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他碰到了日后的妻子——坐台小姐乐燕。
“她唱歌不好听,五音不全。”李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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