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背影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没有离京。直到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又一次离开北京，开始了历时9个月的旅途。其间，毛主席在家乡湖南住的时间最久，长达114天。毛主席这次外出主要是养病，但是“四人帮”的干扰却一天也没停下。
1975年1月的一天，专列领导接到通知，江青到了长沙，要我们做好江青用车的准备工作。听老同志们说，自60年代以来，主席从来没和江青一起外出过，但一直有一辆备用车和主席的公务车挂在一起。只要江青用车，我们就稍作调整，临时安排工作人员。我也听说，主席和江青的关系并不和谐，不愿意同她一起生活。江青的突然到来让我觉得，可能是主席岁数大了，江青对主席的身体也格外关心了吧。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有关材料里得知，事情并非是我想的那样。
江青因为对邓小平复出不满，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打算告周总理和邓小平的状，却遭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此时，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刚开完，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理政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邓小平也开始代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对这个结果感到格外沮丧。因此，江青不顾主席“不要来看我”的指示，独自坐飞机到了长沙。主席随后见了江青，又重复了此前在信中批评她的意见：“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这让江青无功而返，我们最终也没能看到主席和江青同乘一趟列车出行的情景。
主席这次外出的时间虽然很长，可我们没机会见到主席。“九一三”事件之后，主席专列上来的新同志等了整整3年，才等到了执行任务的机会。他们那种想见主席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可考虑到主席的健康状况，专列上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
我在1973年担任了专列列车长。这次任务中，我也从本务车调到了前驱车上。每到一站，我都会先于主席乘坐的本务车到达，在站台迎接主席的车进站，于是也就有见主席的机会。这次见到主席，我没有了以往的激动，反而心感忧虑和惆怅。当看到主席行动日渐不便，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不由想起了前不久董必武病逝的消息，心中还生出了一些恐惧。但没有人打听主席的健康状况，更没有人议论。当新同志们问起能不能见到主席时，我只能回答，看机会吧。
1975年4月13日，主席历时272天的南方之行结束了。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主席回京之后不久，专运处就着手对主席的公务车进行改造，使汽车或担架可以直接上下车。我们知道，这是为主席再次回家作准备，我们也都静静地等待着。
1976年，噩耗不断传出：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我们。后来，我从有关资料中得知，周总理去世时，主席已经走不动了。但病重的主席始终有个心愿——回故乡韶山养病，叶落归根。鉴于主席的健康状况，政治局没有同意主席远行的要求。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一片悲痛。
当时，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对祖国将走向何方感到迷惘。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祖国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无疑是对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最好的纪念。（《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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