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主导，地方决断？
面临高考的属地格局，中央很难拿出刚性的指导意见，将更多自主权交给了地方，不过在外界看来却无异于“踢皮球”，而地方看似获得了进行改革试验的主导性，但由于宏观导向的缺乏，实践的挪腾空间极其有限。在这种困局之下，高考改革便很难突破“科目改革”的范畴。
“如果推行考试和招生的分离，显然要进行考试的社会化，把考试招生的自主权交给大学，但地方推行高考改革的时候，还是很难打破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另一方面地方其实也无能为力，国家应该有一个统一方案，地方制定细则。而且全国的重点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也不是地方能说了算的。”按照熊丙奇的构想，高考改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重点大学完全进行自主招生，面向全国，无论从资金来源还是属性来讲，这些院校都应该进行自主招生，各地考生可以不分户籍自由报考，并以统一测试成绩申请高校；其次，地方院校由于地方政府出资更多，可以将招生名额更多给本省的考生；此外，高职高专现在招生困难，可以不必要求考生参加高考，而实行申请入学，至于学校的办学管理，则实行宽进严出。
尽管熊丙奇自认从这三个层面改革，所有的问题都会引刃而解，不过他也感到从目前教育部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来看，显然过于“理想化”。他说，参照异地高考改革的路径，对未来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也不必过于期待。
去年，旷日持久的异地高考权利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市除西藏外均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从中央政府的政策意见可以看出，异地高考采用的是“中央指导，地方决断”的模式，这也是其政策效能被诟病的原因，按照这一模式，矛盾最为集中的北上广都采用了设置 “门槛”的阶梯式方案，北京只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北京报考高职院校。上海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则采取与居住证挂钩的积分制。在本次高考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当中仍然不会有实质性进展。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近日即公开表示，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这次还是按照去年底国务院发布的文件精神。
以中央为主体的政策通过“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等策略解决社会问题，而以地方为主体的政策则以先行先试、因地制宜为特征。实质上是一种放权分责的策略，赋予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权力，以规避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带来的风险。按照教育部官员的说法，异地高考“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要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尤其要考虑影响原户籍居民的考生利益”。
尽管中央教育改革的规格越来越高，但它所承担的责任却并未与之匹配。早在2010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刘延东亲自担任组长。此后，为完善改革决策咨询机制，2010年11月，国家层面又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设置专门机构对国家教育重大改革发展政策进行调研、论证和评估。2012年7月，为对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由教育、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的26名专家组成。
然而，适时灵活的策略性调整造成了权责配置失衡的缺陷。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改革，高考改革存在事权分配关系，但这种分配不是建立在制度规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灵活度大但权威性相对低的政策规定上。同时，由于权力和其他资源的分配往往是通过上下级政府的讨价还价来确定，责任的认定也不得不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所以极易导致主体虚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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