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发票成了核心能力
李雷（化名）是某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所在的研究所账务是由专人统一报，所以经费使用这一块，关系到自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找发票”。
与上面两位社科研究人员类似，李雷能报销的发票类型也主要是书报资料、出差住宿、会议、餐饮票和出租车票几大类。“哪个课题也得花点钱，但其他的，只要能找到真发票，都报得掉。”
他的经验是，像国家图书馆这样大的正规单位一般发票是买不到的，一些复印店、小书店等不太正规的地方则是能买到的。餐饮和出租车票能报的越来越少，现在明显向书报和会议等方向倾斜，一般这方面的发票报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令他感慨的一点是，如今的发票越来越正规，很多营业单位跟税务机构联网，虚增发票很难开，发票成了紧缺物资，一两年前给对方3个点、5个点的回扣能很容易地找到发票，现在要7个点8个点才能找得到；另一方面，财务审计越来越严，“两头一挤压，找票能力成了核心能力”。
不同来源的经费管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来自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审得松一些，“国家拨给你的，买电脑都可以”。但自己本单位的钱审得就比较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为了报所里一个1000块钱的课题费，找了一叠出租车票，结果财务就没通过，后来还是托朋友找了当地的住宿票。
不同的课题也不一样。最近，他参加了一个研究项目，首期下来10万元，每人分1万元，让每个人自己找发票报，结果是几个组员都只找到四五千块，还是课题负责人找了几万块才算凑满。“为了一点钱，四处找票，很不值得。”作为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为要经常四处找发票来领取自己的科研经费感到无奈。
他至少可以庆幸的一点是，自己买书可以随便买喜欢的，而他妻子是另一个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开买书发票时，得提供书名，由于研究领域较窄，很难在其中加上非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书籍。
因为夫妻俩都需要发票来报课题经费，曾让一个开出租车的亲戚找过一些出租车票。那亲戚找了四五个出租车同行，一个车给了几千块钱的票，结果，他妻子也只敢一个车用了两张票。“心虚，给财务的时候，别人发现全是同一辆车的票，问起来没法解释。”以后也不太愿意问人要票，“这也是人情，人家不一定觉得你赚了多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报告，其结论认为，中国的科技预算制度存在科技预算的编制不科学、科研投入多投、预算的管理缺乏约束、科研人力资本补偿较低等问题，建议调整科技拨款结构、改革科技预算制度、充分补偿科研间接成本等。
在接受《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中，课题组成员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汝鹏表示，研究中发现中国目前财政科技拨款体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保障性经费少，而竞争性经费相比之下过高，2005年达到80%，在2009年虽然降到60%，但仍然过高。这使得研究人员在项目申请和考核中疲于奔命；二是财政拨款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很低，仅占5%左右，大量资金被用于应用化、产业化方面，而这些方面，本应该由企业或其他社会资金来承担；三是经费分散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委，导致重复投入和低效率。
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科研经费成了一条利益链，而科研人员则成了现行体制下的科研食客。纳税人已经不只是在为科研埋单，而是为一条利益链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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