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题材痴迷的阿尔莫多瓦尔说：当男人和女人有着一样的寂寞、痛苦，女人对此的反应要戏剧化得多，也惊心动魄得多。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坚持了20年的母亲最后成了断送孩子生命的凶手？又是什么让一个村庄愿意为她保守秘密？
当谈论母亲时，人们在谈论什么？20年，武文英对两个脑瘫儿不离不弃，伟大？她把农药亲手递给了儿子，凶残？无论哪种，这都是一个复杂的母亲。
村庄的敏感词
赫庄是个自然村，大约300户人家，不规则散乱的房屋，被油绿的麦地包围着。我本以为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找人不难，可还是费了点周折。
陌生人的“闯入”，让村口的女人和老人们立刻紧张起来，他们打量尾随的目光，有点让人发毛。
打听武文英的家，他们纷纷摇头不知道，有人模糊地说在村西头吧，赶过去，有的说在村北头吧，找了几家，总算遇到“明白人”—其实她的家就是一进村村口的那个房子。而起先指错路的村民就在武文英家屋后的路边，有一位还是和她家隔了一条路的邻居。看记者折回来，他们纷纷散去。
硬着头皮一番套近乎后，才知道，“武文英”成了村里的敏感词，都知道她家出了事，怕来人是法院和公安的。这种最原始的抱团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他们认为武文英有错，但不该受惩罚。难道20年的付出还不够？几个女人摇着记者的胳膊想得到一个答案。他们极力为武文英辩解着：两个“傻掉”的娃，不会走不会坐，像废物一样，武文英对得起他们。说起武文英过去20年的故事，村民都是一脸痛苦得有点扭曲的表情：她太可怜，可谁帮得了她？现在娃没了，她还要去坐牢。
你说她命怎么就这么苦？他们叹息。法律的公平正义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在乎的是剩下的这一家人不能散了，那两个小的，谁给照顾呢？
啤酒瓶子
武文英在村口的家，是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房子，从远处看，像红砖堆砌的盒子，墙体和屋顶甚至有些歪斜和不平整。我后来几次去拜访，生锈的门上都挂着铁锁。
和这房子一样落寞的还有她的丈夫高松中，他眼睛肿成了泡，低着头，双手插进裤兜，见有人打招呼，就“嗯”一声。
打开铁门，正房的屋门大敞着。家里没啥值得偷的，不用锁，高松中说。落满灰的锅灶，晾衣绳上没来得及收的衣服，都保持着武文英自首那天的样子。
高松中说，妻子被刑拘后，这个家就没开过灶，他和孩子的餐食全靠住在同村的80岁母亲。高松中开始想着武文英的好，“我们是有感情的，她疼我，家里做了好菜，都留着给我。”
屋子里唯一的一个相框有几张小女儿和小儿子的照片。屋子里，找不到任何关于那对双胞胎的痕迹了，就像他们从未来过一样。
三间简陋的房子里，床下、墙角散落着啤酒瓶子。
说起和武文英的感情，高松中垂下头，激动地哭起来，“不喝酒是不会打她的。”高曾经的一位好友说，这几年，高的性情变了，喝起酒来六亲不认，谁也拦不住，多年的朋友都断了交情，村里人对他意见也很大。
20日的庭审，同样站在被告席的高松中曾不断为武文英说情，“她不易，难为她了。”知道她不容易，那为什么还打她呢？
高松中的解释就一个字：烦。“我们老了，孩子不还得两个小的养？”高松中每天进家门就开始想，谁敢娶咱的闺女？谁敢嫁给咱的儿？“一回家就烦，烦得很。”家穷，走在村里抬不起头，他说。对于妻子怀疑有外遇，他扭过头，抹了一把眼泪，说，“那是误会。”“我愿意等她，多少年也等。”高松中说。
但看守所里的武文英态度坚决，她铁了心要离婚。
母亲的孤岛
11月20日上午9点，鹿邑县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个牵涉到两条人命的刑事案件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庭审，对法官、检察官、法院律师来说，都“异常顺利”。
公诉人宣读事实经过占去了多半时间，武文英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是她不断重复的话。
初次在法庭上见到这位母亲时，我看到的是一个看似六七十岁的苍老女人，但实际上她只有46岁。
那双眼睛，空洞无物，对眼前的人和物充满着陌生和恐慌。
整个采访中，她没停止哭泣，像个累坏的孩子，嘤嘤地流着泪水。
她想起了两个孩子屁股下的褥疮流脓，奇痒无比，招来苍蝇，她还心疼着。说起把农药递给儿子那一刻在想什么，心情是怎样时，她的回答是“不好受啊”。这位没念过一天书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找不到一个更生动准确的词语来形容那刻的心情。
人们也许最关心的是这位母亲如何坚持了20年？她是否有过梦想和希望？20年，她没有时间思考人生价值，做人尊严，摆在她面前的永远都是最实际的—活着的问题。家务，照料两个儿子是最现实的问题。她个人的世界已经就此消失了。
文章在网络上的转载，很多人评论，只要看到“脑瘫”“20年”这两个字眼，这个母亲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也许就是她不曾去认真思考梦想和希望，她才更容易接受眼前的现实，坚持了下来。
人们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就在20年后选择了放弃？“冲动”是她能够做出的所有解释。或许她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摇晃在绝望的边缘。
没人愿意去武文英家，两个娃穿开裆裤，让人觉得有些难堪。有听她说过多难受吗？村里人总是一脸茫然。知道她的难，但没听她说过。就连和她最亲密的大姐也没听过妹妹的心里话。
此前地方媒体称赞的报道似乎也没给她任何慰藉。她看不懂报纸上的赞美之词。
2011年6月，武的外甥韩先峰说曾让她看一个法制节目，讲的是东莞的一位母亲溺死了自己的双胞胎脑瘫儿子，外甥想二姨也是脑瘫双胞胎，和这位母亲同病相怜。
但是谈起这件事时，武文英说不上来怎么回事，外甥知道二姨肯定没看。看守所的武文英说，不识字的她根本不看电视，“不懂那些人说的啥。”
她被无助和孤立包裹。
她拜佛，信主，但始终没给自己的感情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不惊讶的结局
两万余次的转发，五千余次的评论。但在五千多条评论中，很少有人对于这样的结局表达惊讶，只因为看到“脑瘫”这样的字眼，它们似乎是悲剧的“肇事者”，而救助的无力再次成为抨击的靶子。
武文英曾花3万五千元给老大做手术，家产荡尽后发现没啥效果，放弃。但事后证明，3万多元不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长大后老大能开口说话。但即便知道三万多元能换来孩子张口说话，他们是否有能力再拿出3万给老二治病？要知道，当年治病借的钱还有3000多块至今没还上。
在一些国家，保险和政府强有力的介入，帮助脑瘫孩子得到更好的康复和治疗，乃至就业，分担家庭的负担。这些对武文英都是遥远的，而偏远的村庄不曾接收到哪怕能带来一线希望的信息。
她孤独地抗争，拿自己命，拿孩子的命，没有任何预料地接受着自己的悲剧。
如此选择的武文英不是第一个，2010年东莞的韩群凤溺毙了13岁的脑瘫双胞胎儿子，自杀未遂。当年掀起的热议不亚于武文英，可时隔两年，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还有多少家庭，和他们一样？关注也好，同情也罢，总会淡去，希望这个社会给武文英们留下来的，别只是一声叹息。
范春旭（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12月9日发表《“慈母”毒杀脑瘫双胞胎 全村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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