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议编制地方行政审批指数 取代GDP攀比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简政放权是关键。本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等事项，要按照及时跟进、审慎稳妥的原则，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日前提议，编制地区行政审批指数，或者负面清单相关的指数，以取代攀比GDP和投资数据的做法，或将成为激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原动力。

　　减少政府不必要干预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先后分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近七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体现出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思路，取得了一定进展。

　　“转变政府职能，就应该高调取消一批审批项目，不仅中央，更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审批。”钱颖一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被视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途径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于川也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在于重新认识和调整政府的角色和职能,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要求来调整和规范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与公民的关系，把市场、企业、社会、公民的固有权利和行为空间还给他们，让政府集中精力做应当做的事。领导决策机关要勇于通过自我革命来顺应历史潮流,回应社会主体的改革呼声，否则政府管理就会走进死胡同。

　　存在避重就轻数字游戏

　　然而，大量的行政审批削减与社会感觉仍然存在差距，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有的地方搞数字游戏，把多项行政审批合并成一项，以达到减少审批的目的，使得行政审批改革成果掺了“水分”。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十余年行政审批数量的持续减少并未给市场主体带去“用户体验”的实际转变，“明减暗增，边减边增”的现象还存在，甚至还有“假减真增”。比如把常年不用的审批许可事项砍掉,使总数减少，以“合并”的方式把本来存在的许可事项归纳起来精简了数量，但该许可依然存在。

　　马怀德认为，审批制度改革不能以数量论，要看实质，要看现在所说的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变，到底放给社会、市场、老百姓个人多少权利，政府手中的权力到底还有多大。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真正切断行政审批设定者、实施者与所谓‘行政审批经济’之间的不正当利益关系,即切断掌控行政权力者以此寻租、与民争利的灰黑路径,依法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审批责任机制，形成不能、不敢、不愿争揽、滥用行政审批设定权、实施权的新型公共行政生态。”莫于川说。

　　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尽管简化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如何激发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仍需要从制度上建立新的机制来推动此项改革。

　　“改革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的建立。应把推进改革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钱颖一认为，地方政府以往攀比GDP（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现在可以变地区竞争为正向激励，比如编制地区行政审批指数，或者负面清单相关的指数，这些都可以提供必要的激励。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负面清单意义非常重大。为了社会利益，法律可能对某些市场行为有限制，但在限制以外的都应该由公民自行选择。”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应该采取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上海自贸区都把负面清单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改革举措，已经付诸实施，它的意义非常重要。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行政审批改革不应强调改了多少，关键要看还有多少没有改，要看这些是否在负面清单中。他表示，对负面清单管理的认识，不应仅限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一是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给市场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二是有助于减少决策失误和产能过剩；三是有利于公平竞争；四是有助于减少自由裁量权，相应地提高政府的效率和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