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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自己的肾脏已经成功移植给丈夫，胡若红开心地笑了。晨报记者高博摄 |
30多年前，刘国际牵着一个扎着小辫的小姑娘，奔跑、欢笑。20年前，刘国际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对着曾经扎着小辫的妻子说，“谢谢你，我们有儿子了。”
昨天，在安徽医科大一附院肾脏移植(受体)病房，刚刚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刘国际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过我的妻子了，往后的日子，我会尽我所能……”
相隔20多米外的肾脏移植(供体)病房，住着刘国际的妻子。那位曾经只是盲目跟着刘国际身后疯跑的辫子姑娘说：“我要你，活。”
谁也不会想到，一位普通的妻子曾经在几个月前，往来奔波补办迟到20年的结婚证，只为了割下自己的肾，救回身患尿毒症丈夫的一条命。
“我要你，活”
2014年1月13日，8时30分，安医大一附院21楼泌尿外科一病区肾脏移植供体病房。“我感觉一切都好，我老公怎么样了？”胡若红问。“手术很成功，他也在恢复中，一切都很好。”查房的医生说。
医生转至旁边的病床，胡若红接过在旁陪护的弟妹手里的苹果，咬了一口，“嗯，今天这个苹果特别甜。”
“一切都很好”这句话，胡若红不是第一次听，只是每听一次她都会开心很久，即使腹部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
采访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胡若红双手放在两耳侧，用一个比较放松的姿势述说着，“那时，我跟老公商量要把我的一个肾给他，他脱口而出，‘我宁可死，也不要你的肾’。”
眼泪随着“我宁可死，也不要你的肾”的话语流到胡若红的耳迹，“我怎么能……我要你，活。”
从青梅竹马到举案齐眉
45年前，大别山区一个小山村，刘国际出生了。5年后，小村庄里传来胡若红的第一声啼哭，几年后，刘国际的身后跟上了一个“小尾巴”。
乡间朴素的爱情，在日积月累下生根、发芽。转眼，胡若红成年了，她跟刘国际有了孩子。
“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都是乡里乡亲，母亲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兴，不同意我们的婚姻，可我那时候就认定了我老公，决心要跟他过一辈子。”在那个媒妁为主的时代，胡若红这样的决定多少有些另类，甚至因为母亲的反对没有办理结婚证，不过，她不后悔。
谁也不会想到，那张没有办理的结婚证在去年成为这个家庭的大障碍。
为捐肾补办结婚证
2008年，刘国际身体不适，血压开始升高，出现头晕症状，随后诊断为声带息肉、肾炎并开始腹透，至2013年，发展为尿毒症。
尿毒症，对于这个普通的山村家庭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刘国际甚至对妻子说出了，“我宁愿自己患的是只能活几个月的癌症，这样不会拖累你。”他知道，一旦患上这个病，如果没有肾源，将只能靠透析维持，即使有了肾源，也将面对巨额的费用。
“我怎么能看他就这么躺在床上，哪怕欠下再多的钱，哪怕把我的肾给他，我都不会放弃。”胡若红说。
安医大一附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廖贵益记得第一次见到胡若红时的谈话：“我在南京的医院检查过，我的肾可以捐给我丈夫。”“确定吗？”“确定。”
配型成功，可仍有一道关挡在胡若红面前。按照国家规定，为了避免器官买卖，活体亲属捐赠的接受人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而胡若红与刘国际虽有事实婚姻关系，却一直没有办理法定的结婚证。而即使现在办理结婚证也不可以捐肾，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必须在三年以上。
时隔20年，又有非婚生育及其他原因，补办结婚证的难度可想而知，胡若红对过程只字未提，晨报记者只是在她的丈夫那才得知其中的曲折。
难以想像，在丈夫卧床不起的那段时间，一个瘦弱的女子在民政局与家之前往来奔波，尽其所能补办一张结婚证，以促成医生割下自己的一个肾。
“至少还有他，陪着我”
在妻子胡若红的世界里，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丈夫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在前奔跑，而自己只需要跟在后面。
“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又一同去浙江等地打工，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家里不论大事小事，都是我老公干，就像小时候那样，他一直在照顾我，我不能没有他。”胡若红说，“有他在，我就不怕。”
而在另一个病房，刚刚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刘国际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过我的妻子了……往后的日子，只能在家务农，我会尽我所能……”
“她躺在床上你们看不出来，她个子小小的，从小没受过什么罪，想到这我就心疼。”
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相比有些悲观的丈夫，胡若红对未来有着更多的希望，“我不管失去了什么，至少还有他，陪着我。” (江淮晨报 记者徐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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