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各种突发事件频频“被主角”，“临时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态中一个独特的符号。
“转正？哼！想都不要想！”2014年4月24日，面对《南风窗》记者的采访，余习亚没有言说的欲望，他右手一摆，指着广东东莞常平派出所的门卫侯红彦告诉记者，“你找他（采访）也是一样，我下半年就不干了”。
年近五旬的余习亚，来自湖南常德农村。前几年，他就嚷嚷“不干了”，但每年春节后，他依旧出现。像他这个年纪，找工作确实面临很多困难。
和余习亚一样，侯红彦也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常平公安部门任治安员，至今已干20年。这些年，东莞治安员的形象不被看好，很多打人等恶性事件中，都有这个群体的影子，这包括后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冀中星案”。
去年4月，东莞市政府将分散在各镇、村（社区）的3万名治安员，统一整合到公安部门的层面来统筹管理—此前，部分镇村多是自己聘治安员。这场被媒体喻为“收编”的行动中，“治安员”—这个名声不大好的群体，其称呼被改为“辅警”。但“改称”也好，“收编”也罢，本质还是临时工。
在机关单位用工制度中，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既相互依附，又泾渭分明。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即便朝同一方向前进，也没有交叉的可能。临时工的命数，从选择起就已注定。这不只是治安员的遭遇，城管系统的协管员、政府的编外人员等等，大都如此。
去与留的迷茫
侯红彦是河南省上蔡县大路李乡肖里侯村人。18岁那年，他就去部队当兵了。23岁退役后，他来到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公安分局巡警队任治安员。如今，在职业生涯的去与留上，43岁的侯红彦和余习亚一样，时常迷茫与不安。
侯本是个大大咧咧的兵哥，但长期处于公安系统食物链底层的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虽然同一个大院上班，他们（民警）其实也看不起我们的，我们就是社会底层。”在常平派出所门卫室接受本刊采访时，侯红彦谨慎地说。和记者开聊不久，进出派出所民警的异样眼光，很快让侯如坐针毡。得知有记者来采访侯红彦后，派出所领导将电话打到办公室，叫侯去接，主要询问他：记者都问了什么，并吩咐他不要乱讲话。
放下电话，重回记者身边时，侯的眼光变得游离不定。只在说到他家庭时，他才平常得像一位朴实而真诚的邻居大哥。侯有两个小孩，女儿今年14岁，儿子9岁，但都随老婆回老家了。
早前，他们全家都在东莞工作和生活，在周末或没有执行任务的晚上，一家人可以好好团聚。但随着孩子长大，在这里进不了公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收费又很高—两个小孩一年的开支要2万元。这对月收入只有2000元的侯红彦来说，难以承受，只好让他们回去读书。
忆起20年前，23岁的侯红彦刚到治安队时，意气风发。但现在，他也承认，“年纪大了，没那么大的冲劲了，就图安稳些”。何况，再多的努力，对进入临时工管道的群体而言，命数已定，没有改变的可能。
20年后，和他进巡警队的很多治安员，“干着干着，感觉没前途就都走了”。侯红彦没啥门路，也不知道干啥好，就留了下来。且当兵出身的他，骨子里对干治安的工作“还是喜欢的”。但成家、生娃后，工作的功能逐渐变成了谋生的主要手段，当初的兴趣、热情也锐减很多。那些曾一度让他无限欢喜的抓贼经历，也变得索然无味了。
20年的治安员生涯中，有18年，侯红彦都在路面巡查，发现小偷时，抓抓小偷。有抢劫犯的，追追抢劫犯。但更多的时候，主要就是盘问、盘查那些生面孔、着装奇异，甚至纹身、染黄毛的小伙子。
2012年前，在治安联防费还没有停收的时候，侯红彦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和他的同事一起帮政府收收治安费，每间店铺每年200元，公司每年1000元，工厂则按人头收，每人30元。这个费用原本就很滑稽，纳税人交了税，公安部门保平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纳税人一旦到了东莞，又要叫人家交治安费。因此，这一地方特色的收费模式，广受诟病。其直接后果是，那些沿街收取治安费的治安员接受了人们的吐槽和唾骂，“我们这是交保护费给治安员啊”。不过，侯红彦说，收的钱都是上交给政府的，他们只是在帮政府收，“都有票据，并不是外界说的那样—治安员收了自己用”。抱怨也好，理解也罢，日子就这样不断地重复着无趣。“有趣”的事终于来了，但很危险。两年前的4月29日，在下班途中，侯红彦见到一个女的被一年轻小伙子持刀抢包，他迅速追赶。途中，那小伙子捡起地上的砖头，砸中了侯的脚部，并致其骨折。侯继续忍痛追赶，并成功擒住了抢劫犯。这事给侯红彦平静的职业生涯带来了荣耀：东莞认定他此举是见义勇为，各级领导接二连三地到医院慰问他，并送慰问金。但这次经历，加上此前多次被评为优秀治安员的荣誉，都改变不了他临时工的身份。只因追抢劫犯脚部受伤，他的工作被调整到相对轻松的常平派出所看大门。这只是枯燥乏味工作中的一点小波澜，就如同向平静的湖面投了石块，随着涟漪散去，日子再次恢复平静。侯红彦看同事老余（余习亚）整天嚷着辞职，不禁也黯然伤神。“从老余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侯红彦说，有时，他也琢磨要走，但没有勇气，何况出去未必就能找到更好的。在这里做治安员，即使处在权力的辐射层，但靠近权力，还是能享受到些“福利待遇”。比如，优质而廉价的单位食堂饭，比如单位提供的小宿舍。如果没有这些，每月他至少多花600元。此外，在工厂加班加点、累死累活，拿到的也不过是这个数。两者相权，迷茫中，侯红彦仍在继续坚守，也在不断坚守中，持续迷茫。
重重压力
这不只是身处体制内食物链底层的东莞治安员群体的遭遇，全国范围内，只要临时工的身份没变，即使工种各异，在经济上，他们的处境大都比较艰难—身处省会城市的临时工亦如此。
来莞做治安员前，侯红彦在解放军驻武汉某部服役。目前，武汉这座城市的临时工收入比东莞还低。以城管系统的协管员为例，扣“五险一金”后，工资是1070元，加上每月加班收入，协管员每月的稳定收入只有1300元。考虑到待遇过低，不利于留人。去年起，这里的协管员每干满一年，每月收入加30元，但这点增幅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以钱留人这条路是走不下去了。毕竟，在武汉每月1300元的收入，生活窘境可想而知。
2007年，陈二龙进入武汉城管系统做协管员时，一同招进来的有50人。到现在，只有6人留任。陈二龙目前是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委的协管员，属直属一中队三片区。由于资历老，他成了该片区协管员的负责人。在三片区，陈二龙和其他协管员一道，每天沿着黄浦大街、二七路、发展大道、金桥大道、沿江大道下段和中山大道下段巡查，巡查路段约18公里，涉及铺面600多家。巡查内容包括：查看路面破损、井盖缺失、户外广告、流动占道、出店经营、垃圾焚烧、“三乱”（乱张贴、乱晾晒、乱牵线）、油烟、噪音等十多项。巡查时多是步行，因为查看井盖缺失等，开车没法发现。一旦发现井盖缺失，他们先打围，后再看涉及哪个部门，比如涉及电信部门的井盖，就通知电信部门处理，涉及水务部门的井盖，就通知水务部门处理……
这都是些琐碎的工作，但在媒体和公众认知中，人们对城管的关注，主要是其和流动摊贩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城管因砸了社会底层的饭碗，首先在道德上被成千上万的网民唾骂—这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也被城市里专收黑钱的帮派所利用，这些人像有组织的医闹团体一样，每天向“走鬼”收取100元的保护费—事实上，他们并不能真正保护摊贩，城管一来，摊贩照样被驱赶或查扣。
他们的坚守，和无所不在的考核有关。比如某条路有3次考核不过关，所在城区的区长就得到全市城管委大会上做检讨，而区里的办公经费也因此被扣。主要领导的压力向下压，层层传递，协管员是最后的承接者，自然逃不出被考核的命运。
协管员每月有200元的绩效考核，如果某条路第一次考核不达标的，这个月就无法拿到这200元。如果第二次考核不达标，还要在他们工资收入中倒扣200元。第三次考核不达标，则被开除。作为权力“辐射”的底层，协管员直接面临的硬性考核，至少有三重：武汉市城管委的考核、市里聘请第三方评估公司的考核、区长专线人员的考核。此外，还接受其他查岗人员的考核，也受和他们一同执法的城管执法者的考核。区城管委的领导也承担包楼、包街道等任务。尽管领导平时难以抽身参与巡查，但对自己挂点包干的地段，即便晚上出去散步或白天办事路过时，也格外盯梢，一发现问题就打电话给片区负责的城管执法员。“如果你负责的地段经常被领导念叨，压力就很大。”江岸区城管委执法人员任骞向《南风窗》记者坦承，城管的工作不像警方办案，案件一结就了事，城管工作的特点就是没有终点，每天都得反复，因为新、旧的摊贩，总在不断涌现，因此工作常常缺乏成就感。不过，即便身处高压力、低收入状态，包括协管员、治安员等出现在一线的临时工的工作，也很难赢得社会同情和尊重。
就是临时工干的
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是：网上时常曝出城管打人、治安员打人的新闻，严重的，打残、打死。逐渐地，人们对这些群体被打，就有了接连不断的“叫好声”。
侯红彦的一位同行李斌告诉《南风窗》记者，2006年以后，东莞全面禁摩。禁摩对镇街领导的考核任务很重，单靠交警力量难以应对，公安部门也因此参与了查处非法营运等工作。这种情况下，治安员一旦发现非法营运的摩托车进入自己辖区，当场查扣。这时，一些灵醒的车主会偷偷塞几百块钱给治安员。“没有旁人时，治安员确实收钱就放走摩托车。”李斌说。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有的治安员在巡逻中发现小偷，并一路追赶，终于将小偷逮住了，这时，小偷就会掏一些钱进行贿赂。不排除有的治安员“黑吃黑”。这是非正常的做法与收入，治安员的通常福利也就是：巡逻时，相熟的店主给他们喝一瓶饮料，或是让他们免费打打台球。
在公安系统内，治安员抓小偷是有奖励的。治安员抓到小偷，每人奖励100~200元不等。不过，奖励的金额也不好拿，等待层层报批。当然，如果治安员负责的路段有被偷的，治安员也受罚，每偷一起扣50元。如果该路段是两名治安员负责，每人扣25元，但负责的民警却不需被扣。治安员有时也感觉自己就是在为民警打工。
协管员收钱后让摊贩摆摊的诱惑，也无处不在。任骞告诉记者，有卖烤红薯的老头曾对他的同事说，如果让他在家乐福门口摆摊，每月给他的同事2000块钱。老头子还保证，“你领导一来，我立马就走。”协管员的收入都没2000块钱，如果没经受住考验，确实就收了钱。任骞说，但他的同事没收这钱。毕竟一收钱，你让这个人摆，其他人也跟着摆，你驱赶别人，不驱赶这个，一投诉，一查，就全完了。
在城管打人、治安员打人等新闻背后，人们发现，共同点是：临时工干的。别人以为这是官方在推卸责任，目的是让临时工顶罪。现实可能真的就是临时工干的。以任骞负责的三片区为例，7条街道、18公里、600多家铺面，但只有他一个执法人员，一个人显然管不过来。因此，他负责的区域实际需要31个协管员帮忙。“很多活都是临时工帮干的，因为我还负责团委的工作。”任骞说。
任骞所属的江岸区城管委直属一中队，也很缺执法人员，该中队包括领导在内，都得上路执法。因为整个中队就10名执法人员，其中领导3个（分别包括书记、队长和副队长），另外7名执法人员中，有2名专职做内勤。而内勤主要是搞党建、维稳、队伍规划建设以及最近的党的群众路线。因此，大量的工作多是由150多个协管员干的。所以，当任骞看到很多新闻说“临时工又打人了”，他一点不奇怪，因为，大部分活确实都是临时工帮干的，所以案犯的比例自然较高。其他部门的临时工大致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临时工动手的成本比正式工低—大不了不干。（文中李斌为化名）
作者：本刊记者 燎原 发自湖北 广东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