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进入五月，媒体人抑郁自杀的消息频频传来，而且都是总编级的高层，这些消息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播开来，让大家关注媒体圈的生存压力的同时，也开始忐忑，各行各业都有压力，重压之下，我们离抑郁症还有多远？是不是抑郁症都逃不过自杀的宿命？甚至有人直接说：我离自杀还有多远？
成长的过程适度抑郁是必要的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特意了采访了几位对媒体工作比较熟悉的前媒体人以及心理专业人士,谈一谈抑郁症。河南中医学院心理学副教授、涵予教育机构心理督导许振国曾经有过几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他认为，在中国，如果套用DSM—V的诊断标准，大多数中国人都曾经有过重症抑郁的生命经历；而西方的这个重症抑郁，很大程度是指自杀，这就夸大了中国人的抑郁严重性。抑郁可能伴随我们一生，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中国人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痛苦于抑郁，但很多人并没有觉察到这种痛苦，并由这种痛苦伴随成长。
同时，这种痛苦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经历。中国人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太久太久，进入社会之后，需要有一个经历抑郁的过程，才能真正走向生命的成熟，就像适应焦虑一样，如孔子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始可与言诗已矣。”许振国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即使生活得没有意义，但不可以没有生命，正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很多人的生命状态，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死亡不是自己的事，是一个家庭甚至于家族的事。在有了死亡的想法后，一旦想到“我死了，某某怎么办”，很大程度上自杀死亡的念头就被终止了。
从抑郁到自杀文化的作用不可回避
为什么现在自杀的人多了？许振国认为，因为文化在悄然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毁”，还是佛家“杀生五戒，犯之则入地狱，不得转生”，甚至道家“修仙长生须以肉体为起点”，这些文化都是非常在乎肉体的完整的。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有些变化，“我死是我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
国人对痛苦的承受力一再降低。首先传统文化中的慢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之间的交错，让很多人的身心丧失了弹性，调节的可能性大大超越于身体的承受能力，这样无疑造成了心理失衡，在压力超限的情况下，一个人就彻底崩溃了。加之，人们一直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遇事不能拒绝、不敢拒绝、不知道如何拒绝，这种“面子大于里子”的生存观让很多中国人活得特别累，特别疲惫，特别憔悴。而现代社会除了生活节奏加快，对成功或者名利权势的追求也更夸张，外在的成功、名声、地位皆高于生命自身，这无形中加速了对生命本身的漠视。
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很好的适应方法，就是让自己慢下来，通过时间的流逝，来解决或者适应生命中的很多苦痛；但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方式，因为没有宣泄的渠道，没有宣泄的方法，没有压力释放的环境，没有有意识地发现自己的生命状态如何去调整。
太过紧张时你需要及时对自己叫停
在高压的社会现状下，每个行业或者说每个人都面对着这样那样的压力，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要面对被父母拿来跟别人比的压力，无忧无虑的幼年被唐诗、钢琴等种种“兴趣班”占据，好像一出生就要面对各种压力。但一如地球离开了大气压就无法存在一样，人类不能没有压力，而压力之所以超限，是因为有太多客观压力被人为地转成了主观压力。以不久前自杀的徐行为例，身兼两职，既要应对传统媒体的夜班生活，又要适应新媒体24小时不停歇的节奏，先不说他的心理状态，这样的高速运转，身体机能早就跨了。当身体向他发出的警告时，他没有及时回应，或者说他感觉到了，但他不允许自己示弱，还要强撑。许振国现身说法，自己在2009年前也曾身兼三职，他深切地体会过那种近乎崩溃的感觉，好在他在濒临崩溃之时给自己的快节奏叫停，辞掉了另两份工作，一心只做教学工作。即使这样，他依然用了四年时间休养自己，才从身心俱疲的抑郁状态中走出来。记者的一位同事也坦言，曾经有一段时间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虽然还不至于自杀，但头脑里时刻会冒出人生好没意义的念头，“每天上班，看到咱们的办公楼就想吐”，他意识到这种情形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向自己喊停了。所以，他请了一个月假，让自己彻底放松，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月的调整与反思，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对工作也有了新的理解，重新回到工作状态后，他变得从容了。他说：“我特别感谢那一个月的休息，让我重新找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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