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6个省市被划为“先行试点地”，司法体制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近日，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这两份文件，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其中一步格外引人瞩目：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将分别作为东、中、西部的代表，率先感受到“改革的春雷”。
“信法不如信访”、“三份判决书不如领导做批示”的现象，有望成为过去，地方权力对司法的干预能力，将随着此次司法改革不断弱化。
这其中，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以“去地方化”为目标，让各方无不寄予厚望。但在操作中，它可能有哪些喜与忧？
基层法官担心“薪资被拉平”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经费上收省级统一管理时，要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使各地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为办公、办案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发现，“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却是此项改革可能面对的隐忧之一。
“人财物统一管理后，省内法官、检察官的薪资水平会被‘拉平’吗？”记者了解到，在司法实务界，抱有上述疑问的人并不鲜见。比如，湖北一基层法院的年轻法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同事之间提及这一举措，首先想到的是“工资会不会被拉低”。她所在的地级市，经济水平在湖北算中等偏上，法官月薪在2000多元左右，但在一些较贫困的县，法官月薪仅为1700元。
相对而言，作为试点地之一的海南省，情况要好一些。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蒋申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进入检察院三年，月薪在3500元左右。他表示，在海南其他县市，同等年限检察官薪资相若，因此不太有“被平均”的担忧。
“如果要在省内实行统一的等级工资制，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湖北省为例，“一个贫困县的县长年薪仅5万元左右，而一个武汉市区法院院长的年薪约为15万元。”
在他看来，要进行司法系统的财物统一管理机制，需要一种高超的平衡法：“比如，把武汉市区法官、检察官的既有薪资降下来，他们愿不愿意？但如果都以经济发达地区为标准，那贫困县里的法官、检察官薪资，将跟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根据中央司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区市）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
具体而言，是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相关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和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再由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予以任免。
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代表。
对此，海南大学法院学副教授王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提示，法官、检察官由设在省一级的遴选委员会提名，但其任免权仍在地方人大。如果地方人大对遴选委员会的提名人选“有异议”，应该如何处理？“这之间的关系还需要科学协调”。
“有少数案件会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毋庸讳言，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剑指的是“司法地方化”顽疾。
张琳是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在她从业不久的经历中，就遇到过一些重大案件成为“党委协调案件”的。
她还告诉记者，检察院有一些自侦案件，需要地方党委书记的同意方能查办。她期待，人财物由省统一管理后，检察权能够更有效地行使。
海南一基层法院法官李梦然亦告诉记者，“有少数案件会被告知政府有招呼”。
蒋申林则透露，在他办案过程中，“正常的一般办案都不会被干涉，但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时，会感受到来自地方的影响”。
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跨行政区划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立案难”、“胜诉难”和“执行难”现象，几乎成为全国通病。
由于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和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主要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即由同级地方财政统筹拨款——这使得司法机关很容易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门，助长了审判和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公正，乃至滋生各种司法腐败。
陈岚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湖北作为本轮司改的6大试点省市之一，已经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邀请了许多专家担任小组成员。“目前已经开会讨论了好几次，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但尚无具体方案”。
以跨行政区域法院抵御“地方化”侵蚀
陈岚透露，讨论亦涉及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问题，这也被视为司法去地方化的一剂良方。
成立于1999年的湖北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直接隶属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辖区范围为天门、潜江、仙桃三个省直管县级市。
此外，海南省也有类似设置。海南在行政上一直实施省直管县。全省只有五家中级人民法院，除三亚、海口、三沙三市对应设有中级人民法院外，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无对应的地级市，下辖其余海南各县和县级市的基层法院。
由于跨行政区划的司法机关，人财物上不受制于地方，省以下地方行政部门也难以直接对其施加影响。
但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去地方化”，亦有司法界人士提出自己的担忧。如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曾撰文称，来自地方的“政治干预”有可能被夸大。
他认为，法院尤其在面对拆迁、环保等棘手案件时，反而欢迎政府的政治支持，从而强化审判执行的力度。他担心实现省级统管后，地方法院系统的权威会被弱化，强制执行可能因此遭遇更多障碍。
陈岚对此则持乐观态度。据他观察，汉江中院的运行情况良好，并无明显的“判决执行不畅”问题。“地方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也在不断提升，地方政府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情况，不会成为主流”。
此外，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否会“无限扩大”省级法院的权力，进而加剧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化倾向？也是一些学者所担忧的。
在现阶段，我国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仅为业务指导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已不乏下级法院就“敏感、重大案件”请示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作出指示后，再行判决的现象。陈岚认为，这已“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审级制度，使两审终审制流于形式”。
那么，如果省级人民法院掌握了财政权、人事权、荣誉分配权等多种权力，是否会使下级法院成为它的一个业务庭？
曾有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并非法院内部的“垂直管理”。陈岚则认为，司法机关内部的“去行政化”，需要与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等司法责任制改革，相互协调推进。
据中央司改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情况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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