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之子：要找到当年那个日本爹 他不是人

　　“日本仔”

　　分不清家的方向，韦绍兰只记得儿时村里长辈说，迷路时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再回到小谷告屯，已是第二天晚饭时分。

　　罗讵贤正在屋里煮粥，看见蓬头垢面的妻子和女儿，先是愕然，又迅速恢复了平静，“你回来了？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1

　　韦绍兰大哭，她满心委屈，又不知如何开口。

　　几十年后，每次讲到这个场景，韦绍兰的脸上还是会淌满泪水，只是圆润的脸庞已经干瘪。

　　“你学坏！”丈夫罗讵贤骂她。

　　“莫骂她，她不是学坏的，她是被日本人抓走的，难道你不晓得吗？幸好她乖，还逃得回来，别人逃都逃不回来……”好心的婆婆护着韦绍兰。

　　罗讵贤原谅了妻子。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那个在慰安所呆了三个月的女娃病死了。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几年前就夭折了，再没多久，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被抓到慰安所之前，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这个孩子，不用说就知道是日本人的。韦绍兰马上想起，在慰安所，日军给她们发过一些小药片。她害怕，不敢吃，偷偷塞进了墙缝里。这些被韦绍兰丢掉的药，很可能就是避孕药。

　　她丢了药，却留了果。

　　“照我讲是想要(这个孩子)的，照我丈夫，她是不想要的”，韦绍兰想不通，就去吃毒药，吃了几次都没死成。“死什么，活着挺好的，”婆婆劝韦绍兰留下孩子，“万一以后没生育能力了呢。”

　　1945年农历7月13日，罗善学出生了。由于是早产，生下来只有四、五斤。

　　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村民们说，“那是日本鬼子的仔。”

　　铺天盖地的闲言碎语压垮了罗讵贤。他又开始骂妻子，“你这个败家婆！”

　　对这个“日本人的仔”，罗讵贤更是看不顺眼。年幼的罗善学发现，父亲总是对他大呼小叫。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出生后，他更是得不到来自父亲的任何关爱，“赶圩(赶集)回来，他买些小东西，分少点给我，分多点给弟弟妹妹，我没多心。他让我吃杂粮，让弟弟妹妹吃米饭，我也没多心。直到有一次，他和我娘吵架，我偷偷听，才晓得我不是他的孩子。”

　　其实这之前，早有些村里的小孩管他叫“日本仔”，他不解

　　“大伯爷，为什么人家骂我是日本仔？”罗善学不敢问父母。放牛时，他忍不住问大伯。

　　“你还是小娃仔，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大伯支支吾吾。在罗善学的一再追问下，他告诉罗善学，“你妈本来躲在山上，被日本鬼子逮住了。她就叫，你爸和我在山洞里都看见了。你爸要冲出去救她，我把他死死摁住，告诉给他：你去了肯定被打死，人家日本兵有枪，杀你跟杀鸡一样。”

　　“大伯爷，什么是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他们打进村来抢东西，要夺你的粮食夺你的牛、吃你的猪娃和鸡鸭。他们要抓男的去干活，要抓女子去给他们那个那个。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把你村子都烧光。”

　　“没法子”，几十年后，罗善学讲起养父对他的态度，叹息着，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爸爸恨我，因为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我爸爸是天，我用石头打不着他。日本人也是天，我用石头也打不着他们，但我只希望他们能给我妈妈赔个不是。一个人，要有良心要懂道义，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跟畜牲又有什么分别？”

　　“站出来”

　　父亲罗讵贤1986年去世后，葬在离家大约1公里的稻田边，群山环绕。罗善学上坟时，总是蹲在坟上，一言不发，拼命拔草。

　　此时，韦绍兰和她的子女们已经过起了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罗善学上了三年学后，就开始放牛、放鸭子，直到现在，他每天的任务还是给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妇，就只好陪母亲在老房子里住着。韦绍兰从山上采枇杷叶换钱，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来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其余三个孩子或下岗，或在县城打工。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站出来”了。

　　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故事。

　　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着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助阵苏智良长期研究，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华侨林伯耀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很多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来了。中国大陆这么大，那么多受害妇女，没有一个人出面不好。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到现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了。光台湾那么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这些遭遇会被视作耻辱。有些受害妇女告诉我们，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更深。”

　　《桂林晚报》通讯员孟绍淦找到韦绍兰和罗善学时，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几乎要随着时间消散了—村里的老人逐个故去，年轻人们忙着打工、赚钱，谁还顾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扫荡？

　　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

　　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坟头，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武文斌解释，“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罗讵贤的墓碑上，有罗善学和其他几个子女的名字，但唯独少了韦绍兰。

　　而儿子罗善学却在“站出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见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罗善学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时，在村民们口口相传中，“阿奶(韦绍兰)牧师享福了”。有人甚至传出，“据说还拿到了几十万赔偿”。

　　“我们农村管这叫眼热、眼红，”武文斌不忿，“以前电视台过来拍照什么的，村里人还愿意配合。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里的后生骂，"你帮她说话，她给你多少好处费啊"，后来再没人愿意说了。

　　“老太太这些年其实没像他们说的那样，拿到什么赔偿。”摄影师张国通透露。这之前，张国通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跟拍劳工和“慰安妇”，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这和劳工诉讼不一样，那个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业。但"慰安妇"这个，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到现在，时效期已过。”

　　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里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

　　“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谁是爹？

　　罗善学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头里。2010年12月的东京之行，是他认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离家之前，罗善学告诉村里人。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张国通说。

　　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1944年的那个冬天，日军侵入荔浦后，在公路沿线乡村都派有驻军，负责组织运送物资和维护通讯，驻扎在马岭镇的日军负责从桂林运送食盐去柳州，共有两个队，三十多人，其中一个小队驻扎在马岭，一个小队驻扎在沙子岭。但具体到哪些日本兵驻扎的马岭，谁经常“光顾”慰安所，则很难找到记载。更何况，韦绍兰在慰安所度过了一段被轮奸的日子……

　　2010年，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对罗善学来说，这个事没公开之前，他可能都淡忘了。但是捅开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了。我和朱弘比较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朱弘带他到吸烟室吸烟。罗善学和在家时一样，从小布包里掏出烟丝，卷好，大口大口地抽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在这之前的一次情绪失控发生在朱弘到小谷告屯访问时，同样的歇斯底里。拍摄过程中，他扑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摆脱不掉。

　　“他那是情绪爆发，”张国通迅速抢拍下几张照片，“他是来找爹的，但从小别人灌输给他的就是，你这个爹很坏，让你受这么多苦。他就开始恨他爹了，想要找爹报仇。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和苦难都寄托在这次上面了，希望找到爹，找到老婆，改变命运。”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日本—

　　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遗。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摇摇头。

　　“他这个人也可怜，从小养父对他不好，眼睛坏了，养父不给他看医生。没怎么读过书，智商也低，种田都种不好，就会放牛，放了一辈子，”即便和罗善学关系很亲近的人私下也略带鄙夷，“而且他性格特别孤僻、怪异，容易歇斯底里，平常很少和人说话……不能给他喝酒，一喝酒，那股劲儿就上来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但90岁的韦绍兰和70岁的日本儿子罗善学越来越少说话了。他们不会谈起对方，问到旁人，得到的答案就是关系不大好，也有人说以前还可以，现在不大好了。从日本回国后，罗善学和母亲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张国通发现，在日本，别人送来的礼物和钱，韦绍兰、罗善学和武文斌三个人，谁先拿到，立马装进自己箱子。他们各做各的饭，各喂各的鸡，甚至各给各的鸡拌食。罗善学有近十只，老太太三只。有时别人送来的慰问礼物也要一式两份。来拍纪录片的摄制组看到韦绍兰一大把年纪，还要对着柴火灶吹火，就买了两个电饭锅，母子俩一人一个。

　　没找到爹，可罗善学不断设想自己找到了。想着想着，脑子混乱起来，好像就成了真事。

　　“我在日本找到我爹了，找到了！可他不敢来，装病，怕我们打他。是该打，他是畜牲！”

　　一旁的韦绍兰像是听不懂儿子说什么，也许她根本没去听。她依旧蜷在沙发里，翘着手指拨拉着破旧沙发上裸露出来的线头，像是少女在溪水边玩水。记忆把她带回了儿时的岭上—她和一群娃娃围着十二爹，要他教他们唱歌谣，“你教，我们就帮你放牛”。十二爹清了清嗓子，唱得朗朗的，娃娃们也跟着学，“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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