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在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玩起摄影机。这个图书馆现在是崔永元的老电影资料馆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这两项工作,当他仍是央视名嘴的时候就在进行。崔永元知道央视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但他还是几次三番地给领导递上了辞职信。(南方周末记者何立斌/图) |
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崔永元
“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为了真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指方舟子,2013年9月,因为对转基因的不同认识,崔永元和方舟子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崔永元为此不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
“一个是他不停地告我,一个是我在微博上跟他拼了,所以什么中央台的管理规定全部扯淡。我当时连续发微博,天天掐架,中央台没人找我,我知道有戏了,他们放弃管理了。”
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其实一直在央视享受“特殊待遇”。
不用开例会,不用随时被召唤,没有人盯着他,一年只需去台里12次——央视主持人不能随意换发型,崔永元不得不每个月去见一次发型师。
央视从来没在经费上压制、克扣他;每一任台长的办公室都对他敞开大门,他可以直接走进去和他们谈话。这一切特权,都是因为他“有病”。
“所有人都给了我最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真的。”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抱怨的是在央视做节目的理念。他递过三次辞呈。其中一次,是他吃完安眠药写的,写得“像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比如柬埔寨暴动连线,你就直接说柬埔寨这边怎么样就好了,干嘛非要‘××,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不浪费时间吗……‘为了今天顺利直播,我们有三个注入点。’这话说得都是神经病。你说三个机位观众都不一定听得懂。什么叫三个注入点,跟观众有关系吗?”
甚至《实话实说》,崔永元也早在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后面三年半都是强撑着:“《实话实说》里,嘉宾们讨论完,结尾都是开放的,但是他们不允许。哪怕讨论再热闹,我最后也得对着镜头,把它归纳成一段结论,我接受不了。”崔永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崔永元最后一次交上辞职报告,为了好好和方舟子“吵架”。
从2013年9月开始,崔永元花了极大的精力在研究转基因上,他甚至自费赴美拍摄有关转基因的纪录片,通过互联网播放。他在2014年的政协会上提案,要求了解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业务程序和工作流程。
崔永元说自己维护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他的理由简单:如果转基因真的好,为什么如此经不起质疑和反对?
2014年6月16日,崔永元发表公开信,要求就“转基因”和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公开辩论。此前一天,柯炳生在农大主办的“2014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对崔永元拍摄的转基因纪录片发表看法,认为其观点“不是主流,站不住脚”。
“在转基因领域,你我都是外行。农大的学生很棒,他们在网上捍卫柯帅,虽情绪激动却很少谩骂。所以,我们可以当着他们辩论一次。”崔永元说。
2014年6月12日傍晚,南方周末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老图书馆专访崔永元。这座8600多平方米的老图书馆,如今成为崔永元的老电影资料馆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其他博物馆不同,每天5点半下班后,这里又成为学生的公共自修室。
离开央视,51岁的崔永元现在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的理事长,也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今天从事的主要工作,其实早在他仍是央视名嘴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2002年他开始了口述历史的搜集拍摄,2007年他开始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并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不得不说,央视对我有点特殊。”崔永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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