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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崔说立波秀》原本有40期规划，最后只做了10期。崔永元总和周立波意见不一致。周立波觉得，两个人没有任何准备，就能让观众满场笑声，还要什么呢？崔永元却想不通：我总觉得有问题，我们制造笑料的时候，是不是传递了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和声音？（CFP/图） |
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
南方周末：如今的崔永元在网上吵架，似乎是个老愤青，偏执，也骂粗口，颠覆了原来电视上幽默、风趣的形象。
崔永元：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才是高兴的，活得非常自由。现在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崔永元。
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
我倒劝告那些喜欢我的人，或者追星族，你们应该擦亮眼睛。如果现在这个崔永元，你们喜欢的话，你就喜欢下去吧，他这辈子肯定就是这个样了。如果这样的崔永元你不喜欢，你喜欢以前他在电视台那个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会回到那个形象了。
南方周末：你在央视，我们看着很风光，你的委屈从何而来呢？
崔永元：我觉得没有什么委屈，非得说有什么委屈，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尽善尽美；一个是本性的崔永元，疯狂原始人。他们两个得合成一个形象，就是电视里的形象；要不合成另一个形象的话，就是现在的我。
现在传媒大学这里没人管我，我估计只要有一个人管我，我又会觉得不舒服了。在中央台那个环境里，我认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给我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不得不说对我有点特殊。
其实是我给自己制造委屈，因为我有个乌托邦式的新闻理想，我非要摸到它。不光自己要摸到它，还苛刻所有同行都去摸到它。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胜过CNN和BBC，我们拍《动物世界》都要比他们拍得好——你说这事我管得着吗？但我天天就在想这些事，所以我永远不愉快。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特权？
崔永元：因为我有病。大家都知道我睡不着觉，我到凌晨五六点钟才能睡，睡到下午才能醒，你非得八点钟开会，我药劲还没过呢，起不来，我那个时候开车会出车祸。我自己做过这样的测试。吃完安眠药以后，忽然又来灵感了，我就写文章，写完心满意足地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前言不搭后语。也想不起来昨天是因为什么冲动了。
南方周末：你写过三次辞职报告。
崔永元：在那样的状态下，我写过两次。错字特多，但意思表达的就是辞职。一次是《实话实说》，选题报十个毙掉六七个，还常挨批，就不想干了。另外一次是四年前，《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社会叫好，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我就不想干了。
我记得当时写的信，有封特别厚，嘱咐这个人要保重身体，这个要这样，那个要那样；中央台目前的情况、下一步的规划……热闹得很，像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写得乱七八糟。
2013年，我真正把辞职报告递上去，就四行字，说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一线工作，希望调学校教书，请批准。就这么简单。
南方周末：1993年，我看过新闻评论部的记者规范，那个东西很好，后来有没有传下来？
崔永元：那个是我参与制定的。当时我们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规范，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进去的时候全是外行，干广播的、干报纸杂志的、搓澡的，什么人都有。反正来了，大家一块干电视，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不知道采访有什么原则，也根本不懂机位，有很多东西要规范。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选题被毙了，怎么办？我们把它写出来，非常幽默——洗热水澡，别的都没用。但今天你要让我补充，我就说把素材留好。
今天我做口述历史，我明白了，要把素材留好。别因为被毙，就洗了录别的了。当时大家在努力制造规范，也尽可能按照规范来做。
后来你会发现永远做不到规范，还会发现规范在不断完善和提高，就像跳高，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给你加，这样既给你压力又给你动力，你只要跃过去就是好样的。但我永远让你跃不过去，最后一个杆把所有人全挡在外面，这就是它的魅力。
可现在我们面前摆的是铁丝网，好像是规矩，实际上寸步难行，所有人都走不了，胆小的人就开始往后退，就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南方周末：今天这个局面，有哪些往后退了？
崔永元：当时创业的那些人，我想问问，谁现在没在退步呢？
以我自己为例，刚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我就想像我这样儿化音这么多的人也能主持节目，算是电视媒体的一个宽容。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出名，也算是这个社会的宽容。
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创造了个平台，这平台门槛非常低，过去不是专家、学者、部长或官员，就不可能进来。像街头采访老百姓，哪有呢？现在我们老百姓坐在演播室里，谁想说谁就说，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是个大进步。
再后来，我发现这个平台真正美丽的地方，是能容纳不同声音。过去是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时候，来了个人跟我们讲美学，讲共产主义，我们只有鼓掌的份，不能提问，也不能反驳。但《实话实说》，你说着话，我可以打断你，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来阐述我的观点。
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实际上是不同的。有的是高级教授，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语权，完全平等，这个真了不起。但后来这个平等慢慢地就被剥夺了。
南方周末：你说央视是一个国家台，它有独特任务和职能。
崔永元：对，我觉得国家台就是应该“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国家台，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台是好看的，因为它承担的任务太重了，它要传递信息，传递思想，要完成这些任务，表达民族历史，如果是公共电视台，还要负责所有在海外公众的安全。比如说地震，国家电视台就要告诉你，你在意大利跟谁联系，在澳大利亚跟谁联系，如何了解你亲属的情况，24小时就得干这个，这才是国家台。
假如人艺是最好的剧院，它的话剧八点钟首演，那国家台就要八点钟直播，新年音乐会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国最好的演出团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戏，能谈妥都应该在黄金时间八点播，你爱看不看，这是国家电视台的责任。如果这时候还在讨论没人看，收不来广告，这不是国家台，是商业台。
“到1999年，我忍无可忍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你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从1999到2002年，你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藏着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
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我还不如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放进去，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十个题目毙了七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
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
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
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
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
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他。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老师满头白发地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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