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锋认为，网友并不仅仅因为传统渠道不能解决问题而上网举报，更多的是因为网络举报方便、直接的特性。他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举报日益成为一种成效更明显的监督工具和方法，“包括中央纪委也开始接受网络举报”。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人事制度的许耀桐教授则表示，正常的申诉过程应该首先通过行政的渠道，无法解决再通过法律渠道、媒体监督、网络举报等渠道。
沈阳也认为，体制化的渠道仍是沟通的首要选择，“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跟相关媒体接触，或是借助网络，比如直接发布微博，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多发生于中东部地区市级及以下单位
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发现，涉嫌违规的人事考录事件集中发生在市级及以下单位，高达45起，占总数的88.2%。其中，市级单位出现违规的现象最多，占总数的56.9%，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其次，占31.4%。
对此，彭剑锋表示，越到基层，越地域化，越容易形成裙带关系。基层涉及的基数大、招聘面广，再加上基层的制度观念、法制观念弱，“当地都是熟人，谁也不能得罪。”因此，发生违规招考招聘的概率大于省级单位。
许耀桐则认为，除法律观念淡薄之外，基层事业单位发生问题较多的一个因素还有“利益驱使”。
据人民网报道，2012年，安徽泗县居民赵莉妹实名举报该县2011年11月组织的一次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存在违规行为。在举报信中，赵莉妹称，泗县中医院工作人员陶冠祺是审计专业大专毕业，没有会计岗位的报考资格，却违规报考了会计专业并被录用。
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泗县人社局前任局长包开亮和现任局长陈兆才对陶冠祺的报考资格认识上不一致。事件最终的原因竟然是“招录过程刚好赶上了泗县人社局主要领导的调整”。
类似事件在基层并非少数，领导个人的意志往往能决定招考招聘条件的走向。
沈阳认为，任何一个政策到了基层，变形走样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制度的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会弱化。
在地域上，记者统计的违规招聘事件集中发生在中东部地区，并以沿海地区为主，其中江西多达7起，广东、湖南各有6起。
彭剑锋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部地区对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中东部地区接受互联网的程度更高。“我在宁夏一个县城出差，很多人都不会上网，但江浙一带很多农民都会上网。”
近3年，媒体报道的涉嫌违规的人事考录事件主要集中在7、8月，占总数的35.3%，11、12月占25.4%。
经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事业单位报名时间集中在每年的5、6月，考试的时间各地不一，大部分地区都会在每年的6月至8月间进行。而国家公务员考试，时间相对比较固定，一般集中在10、11月。
曝光事件数量逐年增加 解决率不足四成
2010年后，涉嫌违规的公职人员招考被曝光频率明显增加，近5年的曝光数目在每年10例左右。2014年刚刚过去半年多，已有9例被媒体曝光。
彭剑锋认为，一方面，这与近些年网络举报兴起有关；另一方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举报者更有依据。
2010年，人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之后，对事业单位招聘的管理要求更为严格，使得社会对事业单位违规招聘的关注度进一步增加，民众对违规招聘的态度也日趋“零容忍”。
被举报的违规事件是否都被调查并得到解决？
经查询，51起事件中，仅有20起事件得以处理，解决率不足40%。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中，相关部门或不予回应；或声称举报不实，并未违反规定；更有甚者，有地方涉事人员被免职后又重新被聘用。
据新华社报道，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于2011年被免职，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6月，温孝廉被调任三亚市河东区管委会副调研员，三亚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此次任用符合相关规定和程序。
举报越来越多，解决率却不足四成，违规事件的媒体曝光会不会成为烂尾新闻？
沈阳表示，避免新闻烂尾，需要软约束、体制内硬约束和制度外舆论约束。软约束要求领导干部在法律法规的执行上有道德感和责任感，同时，单位部门采取回应后，要进一步作出追问。硬约束包括体制内更为完善的制度；而第三方监督，比如媒体或社会舆论的外部监督，也是很有必要的。
沈阳称，各地有一些二次监督的例子，“深圳市会对市内各个单位部门每个月的舆情回应进行外部阅读和评比，并公之于众，这是有价值的，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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