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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1日，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亲自审理一宗故意杀人案。让审判委员会成员亲自审案，这是广州中院力推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中的一项。通讯员 摄 |
判处级别较高官员人数的上升，扣除掉异地管辖的原因，这与近年来中央与地方不断加强反腐的力度有关系。力度大了，查办的官员腐败案件就多了，法院审判的数字自然也就上升。
广州中院现在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占了行政编制的59%。他们中有的在办案，有的在做行政工作。将来改革后，落实员额制，进入员额的法官必须要在一线办案，这是原则。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2014年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年。改革审委会制度；13名正副院长齐齐上阵审案；推进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继续推动庭审网络直播，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引人瞩目的司法改革举措一个接着一个。
另外在中央和地方持续高压的反腐态势下，2014年广州中院也在反腐的环节上承担了不小的任务。2014年广州中院判决的贪污受贿犯罪人员中，原为处级以上官员的有53人。而2013年这一数字只是17人。
2014年，广州中院还对白云农工商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贪腐近3 .8亿元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新华死刑。这一判罚更是引起了舆论的热议。
昨日的广州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后，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接受了南都专访，细数和评价过去这一年的法院工作。
谈反腐
去年判处的原为处级以上贪官比前年多2倍
据广州中院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广州两级法院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罪犯165人，其中原为处级以上干部为53人。南都记者对比了2013年该院的审判数据发现，2013年广州中院判决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中，原为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为17人。不过，在判决的贪污受贿犯罪人员总数上，2014年的数字甚至还没2013年多。
总体判处人数少了，官员级别却高了，且原为处级以上的干部人数2014年比2013年多了2倍多。这一数字对比变化后面有着怎样的背景？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分析称，判处级别较高官员人数的上升，扣除掉异地管辖的原因，“这与近年来中央与地方不断加强反腐的力度有关系。力度大了，查办的官员腐败案件就多了，法院审判的数字自然也就上升”。
刘年夫同时称，处级以下官员多数会在广州管辖，局级以上干部有时候会被指定到异地管辖，同理其他城市也可能会有部分案件指定到广州来审理“所以这一数字上升不是绝对的。”
此外刘年夫指出，2014年广州中院在审判贪污受贿案件之外，对行贿犯罪的审判数据也在上升。2014年广州中院判处行贿犯罪人员128人，同比上升了近四成，“这说明办案机关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了”。
张新华一审判死“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2014年12月份，广州中院对白云农工商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贪腐近3.8亿元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张新华被判处死刑。职务犯罪判处死刑的现象，在广州中院乃至广东省地区法院系统来看，近十年来都鲜见有先例，在全国其他地方法院也是屈指可数。
张新华的判决一出，引起了省市乃至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张新华的死刑意味着什么？刘年夫称该案之所以这么判，主要是张新华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财产造成的损失、危害特别大，“而且在法律上他没有任何的如投案自首、重大立功等法定从轻或减轻量刑情节，所以判处死刑也是严格依法进行的结果”。
刘年夫坦承，对张新华判处死刑，也意味着司法实践中对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的量刑，“比过去更严格了”。“当然，法院和法官会对判死刑的案件严格控制，除了数额要求外，还要考虑其他量刑情节。”
对张新华一审判处死刑，身为广州中院的院长会不会有压力？“没有，一点压力都没有，有什么压力呢？”刘年夫回答道。
谈改革
办案指标“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还要保留”
2015年的1月20日，中央政法委下达通知要求全国公检法系统取消不合理办案考核指标，具体到法院系统而言如结案率、上诉率、调撤率等，不一而足。此消息一出，包括广州中院的法官在内的审判人员都拍手叫好，“举双手欢迎”，一名法官在接受采访时兴奋地称。
多年来，公检法机关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科学办案考核指标，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异化现象，导致出现有的法院“年底不立案”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在法院内部为应付考核违规操作，有损司法严肃性和公信力。
对此刘年夫认为，办案考核指标“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不合理、不符合实际的要取消，但有些合理和科学的要保留”。他表示，合理、科学的办案考核指标，可以帮助法院系统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对工作发展是有正能量、起督促作用的”。比如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这个指标，“它体现了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期待”。刘年夫称，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如果上不去，说明有些案件在超审限办案，长期拖在那里没结。刘年夫表示，广州地区法院的不合理办案考核指标数量在减少。
庭长副庭长不再有签批案件权力 就算有意见也只能建议
在过去的2014年，广州中院曾力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刘年夫称，为了落实这一精神要求，广州两级法院去年曾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要亲自办案，两级法院13名正副院长上阵审案的新闻反响也不小。
刘年夫本人也在2014年亲自审理了2宗刑事案件，一宗是抢劫案、一宗是故意杀人案，目前均已判决。“两个都判了死缓，省高院也核准生效了。”刘年夫表示，审判委员会成员亲自审案，在今后也将常态化。“他们也是法官嘛，而且资历、要求还比别的法官高。”
刘年夫称，他亲自审的这两宗案件，算是开了一个头。随着法院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法院审判工作去行政化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就能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办案了，和普通法官一样，办的案子会越来越多”。
改革审委会制度的同时，落实主审法官、合议庭负责制，也是广州中院改革的一个重点。“上报到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越来越少了。”刘年夫称，现在庭长、副庭长都没有了针对案件的签批权，只对文字内容进行把关。就算庭长对案件处理有意见，也只能召集开会，形成建议，“合议庭认为合理可以采纳，认为不可理可以不采纳”。庭长若再有意见，就只能上报主管副院长，再上报院长看是否需要提交审委会讨论了。
“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去改变合议庭意见了。能改变的只有审委会决定。”刘年夫称，不过按照改革趋势，法院的审委会将来对个案的介入和影响程度，也将慢慢弱化，转而突出总结审判经验、确定是否针对违法案件启动追责程序等功能。
具有法官职称人数将精简，“但会确保年轻有为者选中”
刘年夫昨日还回应了即将出台的法官员额制改革。按照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地区法院法官员额比例，广东地区法院的法官员额在5年内将逐步减少到编制总数的39%以下。“但具体到广州两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比例，还没有具体确定。”刘年夫称，一切还要等上级安排部署。
当然广州中院也在为员额制改革做准备，如梳理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梳理主审法官、庭长和副庭长的权力清单，“先搭好框架，将来员额比例确定了，填空就行”。
刘年夫介绍，广州中院现在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占了行政编制的59%。他们中有的在办案，有的在做行政工作。将来改革后，落实员额制，“进入员额的法官必须要在一线办案，这是原则”。
怎么保证年轻但有能力会办案的法官，能在遴选中成为员额内的法官？刘年夫认为，现在法官员额那么紧张、宝贵，将来都要用在审判一线。年轻法官学历高、素质好、办案能力强的，“肯定要认真来考虑的，尽量让这些年轻有为的人能当法官。”但他也同时提醒，员额制下，成为法官也有诸如年龄、法律工作年限等一系列硬性条件要求。
本版采写：
南都记者 吴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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