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案律师今日提交代理意见：卷宗硬伤漏洞百出

      2015年4月8日上午，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向山东高院提交了工111页，7万余字的《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复查阶段的代理意见》代理意见。

　　随后李树亭律师在宾馆接受媒体集体采访，他认为，卷宗中体现的对杀人工具的认定、关键物证、人证及口供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如杀人工具的认定存疑，1994年现场笔录中出现2000年后才会出现的地名，“至少存在几十处问题，诸多硬伤”。

　　聂树斌从未说出过准确的作案时间

　　李树亭律师称，卷宗中没有出现任何直接认证、无证，只有口供。“公安人员仅仅根据聂树斌骑着一辆蓝色山地自行车，而将其抓获”。

　　他介绍，根据当年报道此案的文章《青纱帐静悄悄》和《青纱帐迷案》等文章中，没有出现任何一名群众对聂树斌进行指认。只有一位老干部谈到，有个20岁，“鬼鬼祟祟的男青年”，“常骑着辆蓝色山地车”。“这些刑事案件的报道，需要公安机关确认和才能刊发。”李树亭认为，因此理由抓获聂树斌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是明显的按图索骥。

　　警方对案发现场及聂树斌家进行勘察时，并未发现、提取任何证明聂树斌犯罪的物证。受害人康某某身上，也没有检测出聂树斌的体液、毛发等物证。

　　而且，聂树斌本人供述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以及杀人工具、抛尸地点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他甚至从来没有提过1994年8月5日这个时间。”

　　王书金被捕后供述，曾在现场发现一串被害人的钥匙。此前王对这串钥匙有着详细的描述。警方在现场勘查中也发现了这串钥匙，但聂树斌的整个口供中，自始至终均未提及这串钥匙。

　　此外，李律师谈及卷宗中聂树斌的言谈，对性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仅称“将小便放在小便里面”。

　　“当时20出头的小青年获取性知识并不太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否完成（强奸行为）是存疑的。”

　　“杀人工具”存疑：出现7次，至少3件不同

　　卷宗中的现场笔录显示，勘察人员在现场提取了一件衬衣并拍摄彩色照片。据判决书显示，警方并认定聂树斌用一件花上衣勒死了受害人。

　　警方向证人鉴定认证过程中，共提及七次衬衣的话题。但李律师称，至少有三次，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张彩色照片上，衣服较为整洁干净，后背出先一个裂开的宽度约5厘米左右口子，已经进行缝合。但李树亭人发现，缝合的针脚非常粗糙，有些地方间隙足有4毫米左右，“完全不像女性的缝合手法。

　　而受害人被发现时，因大雨高温等天气原因，已经高度腐烂。受害人脖子上缠绕着花上衣的细节也值得怀疑，当时受害人穿着的白背心和脖子上的缠绕的“高光物”边缘部分，均爬满蛆虫。

　　李树亭认为，花上衣如果与尸体同时出现，理应被浸润污渍，甚至糟掉，而警方认定的杀人工具花上衣，明显很干净，无积水痕迹和褶皱，存在很大疑点。

　　对于杀人工具的供述，聂树斌被人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期初他称是在一名拾荒者的三轮车上偷来花上衣，后来又改口称是在垃圾堆见到的。而三轮车的主人拾荒者梁某在警方调查取证时表示，自己的三轮车从未丢失任何东西，并否认聂树斌供述的那件上衣。

　　据现场笔录中的照片显示，受害人尸体的照片是黑白的，而花上衣的照片是彩色的，“很可能并非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同一部照相机拍摄形成”。

　　而王书金二审时，王并未提及花上衣一事，而称自己曾用脚跺被害人的尸体。聂母张焕枝曾称检方出示的彩色照片上的花上衣，与当年办案人员要求其辨认的并不一致。现场目击证人同样焦某、李某均为提及花上衣一事。

　　李树亭称，聂案中，“花上衣”共被提及6次，而聂母、被害人父亲康某以及村民段某的回忆证明，其中至少有3件是完全不同的。

　　“花上衣到底从哪来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李树亭称。甚至此物证是否来自现场，都是存疑的。

　　“1994年的笔录中出现2001年后的地名”

　　根据李树亭的调查，署名为1994年8月12日的现场笔录及平面图中，出现了2001年后才存在的“新华路”的民间称呼。

　　为此，李树亭曾前往河北石家庄区划地名办公室调查情况。他介绍，新华路的名字，是2001年国务院批复河北省调整石家庄行政辖区的函件，将留莹乡划归桥西区后，才出现的民间称谓。而现场笔录中提及的“新华西路”，现实中则根本不存在。

　　“难道时光倒流了七年，这是不可能的。穿越感太强了。”他反问。

　　在卷宗中，李树亭还发现了诸多程序上的严重违法行为。

　　如聂树斌的监视居住问题。他在1994年9月23日被抓，不久便被警方下达了监视居住的通知。但李树亭称，聂树斌依然被关在派出所。“如果把嫌疑犯关在派出所，不能叫做监视居住，而叫做变相关押。”

　　警方前往聂家搜查是，搜查证和搜查记录上聂家人的姓名不一致，且无签名或盖章。

　　李树亭称，卷宗内容显示，在现场勘查过程中，至少有处长、副科长、法医等六七位侦查人员参与。但最后只有一个人签了字。

　　而在尸检报告上，同样存在严重的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报告显示，石家庄、郊区有多名人员参与了检验，但最后也只有一人签名，且签名者与名字所有者非同一人。

　　在一份石家庄谨防做出的起诉意见书中，“毛发一部随案移交”， “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用花上衣一件，随案移交”等关键部分，均为钢笔所写，而非正文的打印字迹。

　　此外，据聂母回忆，聂树斌有强烈的口吃，但卷宗显示，他在2小时内完成了长达8页、近2000字内容的供述。

　　李树亭称，包括一审判决书哦上写道，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3日内，可提出上诉。“石家庄中院只给了3天的上诉期限，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包括聂树斌执行死刑前，指挥执行、临场监督负责人方面，既无人签名，也没有报告。甚至执行死刑后，也并未告知家属。

　　“聂树斌的父亲是在给儿子送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执行了。”

　　被忽视的出勤记录

　　李树亭介绍，作为聂树斌是否具有作案时间的重要证明，其单位的出勤证明，警方办案是却忽视了。

　　他曾走访过聂树斌的师傅，当地冶金机械厂的杨某，出事前聂树斌曾跟随杨某学徒近一年时间。“我问他聂树斌当时上班期间是否存在反常表现？对方的回答是没有。”李树亭说。

　　据杨某介绍，单位的考勤均由车间主任管理，非常严格，因为工作紧张，工件必须由几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任何一人请假，都得得到车间主任批准。”据车间主任会议，当时警方前来办案时，曾拿着工厂的考勤表问“打钩啥意思，打叉啥意思”。

　　“但最后，这个考勤表既没有拍照，也没有出现在卷宗中。”

　　反观王书金的供词，李树亭认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王曾供述出作案现场的机井、水泥池等具体位置。在其被捕的2005年，这些地点已被填埋，现场地貌发生很大变化。王曾详细的交代过，作案前没有下雨，作案后下了大雨，之后也下了大雨。李树亭等人曾前往当地气象部分查阅气象记录，证明那几天的天气情况与王所述一致。“王书金的供述与过去的情况是吻合的“。

　　“无论聂树斌还是王书金，两人均无直接的人证、物证。但王供述的内容，从间接证据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而石家庄中院还是河北省高院，对聂树斌的判决，证据并不充分，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李树亭再一次提到此前他向媒体透露的，执行死刑日期之后，又出现了聂树斌亲笔所写上诉书的问题。“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聂书写的时间错误，我认为不太可能。”

　　他解释，在上诉书如果真的写错，法官也应该退回让其重写，否则，就是没看，“很难再有其他解释”。

　　李树亭介绍，主观上聂树斌也不太可能写错，他的求生欲望非常强烈，反复在上诉书中的说道：“请让我重新做人，重新做人，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