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旅馆”：蜗居只为看病

隐藏在上海里弄里的“癌症旅馆”。

　　癌症患者和家属聚集蜗居医院周边 上海正尝试将小医院80%床位转为护理床位

　　上海租房生意最好做的几个地方中，一定会有医院的身影。不少背着沉重行李的患者和家属，正是看中这里相对优质的医疗资源赶来，而医疗资源的紧缺加上巨额的医疗开支，让这些患者和家属只能“蜗居”在医院周围。人们把这些出租屋叫做“癌症旅馆”。

　　不仅是上海，这种情形在每个大城市里都很常见。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尝试将小医院80%的床位转为护理床位，帮助术后患者能在医院得到护理，但床位似乎仍供不应求。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上海一些患者和家人集中居住的小区和里弄，探访“癌症旅馆”。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贺涵甫

　　遇到王咏梅时，她正赶回自己的出租屋做饭。王咏梅来自安徽，为了陪伴患病的母亲，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咏梅就一直生活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看病：住再差，能省就行

　　在上海，像王咏梅住的这种在老式里弄、没有独立卫生设备、用板房结构建造的小屋子被称作“亭子楼”、“灶披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上海普通市民都居住在这样的小楼里。然而，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城区原有的居民大多搬迁，医院周边未被拆除的“灶披间”不经意间成了“抢手货”。

　　以王咏梅的这间“灶披间”为例，每天炒菜做饭使用的都是走廊的公共厨房，每个厨房如同迷你的格子间一般，油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而楼里唯一一个卫生间要服务十余户人家，所以每家每户还是需要用最原始的马桶解决生活问题。这样一间租屋，每月租金也要1000元以上。

　　“到上海来看病，什么都要花钱，所以能省就省吧”。中午，王咏梅给自己准备的午餐是面条配窝窝头，“下午还要赶到医院去照顾母亲。家里一共3个姐妹，大家商量好了，轮流过来照顾”。

　　困境：欠的钱不知何日还上

　　午饭时间，记者从王咏梅的出租屋出来，找了一家拉面馆。和邻桌的顾客闲聊，得知很多都是慕名赶到上海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而就在拉面馆不远处的上海瑞金医院，是他们仅存的希望。“如果这里也看不好，那就真的只能放弃了”。

　　说这话的是来自江苏徐州的蒋新娟，她今年50多岁，但外表看上去要比她实际年龄苍老很多。丈夫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着面，蒋新娟和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境况。据她介绍，自己和丈夫在决定来上海之前，其实已经去过不少地方—扬州、南京等地，“那里的医生推荐我们来上海看病，说这里技术好，不然我们也不会千里迢迢跑过来，而且我们是新农合医保，需要在属地进行医保，异地的话报销比例就要下降很多”。根据蒋新娟的说法，目前像她这样的新农合个人医保跨省就医只能报销三成左右，即便按照蒋新娟患的卵巢癌基本治疗费用15万元计算，她自己还要担负10万元以上，这还不算在上海看病期间和休养时所需的其他费用。

　　“在老家，已经欠了乡里乡亲好几万元了，咱们都是普通农民，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上”，一旁的丈夫放下碗，对记者说，来上海看病，其实最大的动力就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对咱农民来说，来上海看病，如果这里也不行，那也死心了”。

　　80%小医院床位变护理床位

　　连续3天，记者接连走访了上海3家著名医疗机构。周边除了饭馆和药店，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大量租房的中介。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近，中介甚至跑到马路上拉客询问。“要房子吗？”“水电煤都有，价格实惠啊”……一名约50多岁的妇女刚上前询问，就被几个中介团团围住。

　　“到这里来看房的大部分都是住院病人的家属或是抢不到床位的病人，而且不少都是要接受放疗的，来回跑交通费他们也吃不消。所以不要看我们这儿的房子破，还相当抢手哩。”一名中介对记者介绍。

　　2012年，上海一名父亲患癌症晚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引发了社会热议。这名老师在信中表示，自己的父亲先后在两家医院就诊，不过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就被要求转院，将床位让给其他急症病人。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也看到了这封公开信后表示：“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改进。”

　　上海已经启动病床分类管理，将二级乙等医院床位和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的80%的床位转为护理（术后早期康复）床位。同时建立二级医院支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格局，让大多数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诊疗分流到社区。但对这些还“蜗居”亭子间里的患者和家属来说，要住上医院护理床位，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