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辞司长做公益 王振耀：人生下半场刚刚开始

　　王振耀，1954年生。在民政部任职22年，官至司长，推动城市居民低保、农村基层选举等多项制度，后辞职组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京师大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略显逼仄。

　　“拍照要戴领带吗?”王振耀一边问，一边拿着西装往身上比划。

　　辞官5年了，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套正式西装，精心包装的，随时可以穿出去参加正式会议。这是二十多年官员生涯保留下来的习惯。

　　5年前，王振耀辞去民政部司长职务，组建北师大公益研究院。这位曾参与推动低保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的官员，结束了22年的政治生涯。

　　5年间，一些事变了。过了60岁，他的白发一茬茬往外冒。但公益做久了，人也柔和了许多，他最近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好”、“行行行”。

　　一些事却没变。普惠大众，是他年轻时就有的愿望，他参与推进的低保制度，改变了2200万人的生活，如今，通过公益事业，把这个数字增加、延续。

　　他的事业没有离开“善”字。

　　生命里最深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你问我理想?我的理想就是：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

　　官员生涯

　　“我的一生为之骄傲”

　　有一天，王振耀和妻子在街头散步，听见不远处两个路人的对话。

　　“嗨，大不了到民政局吃低保。”一位路人说。

　　这在别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话，把王振耀夫妻俩听愣了，随后，他俩的手默契地握在了一起，妻子觉得有点欣慰。

　　“老百姓(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因为我推动的制度受了益。”那时还在民政部工作的王振耀解释这种欣慰。

　　这个情节已经过去几年了，但他一直记得。

　　2001年，王振耀就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首抓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几个月时间，22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就纳入了保障体系。

　　2200万，是个庞大的数字。“他们都不认识我，但又有什么关系?”王振耀说，就像那两个路人一样，民众并不知道制度推进期间所遇到的困难。

　　万事开头难，制度推进之初，很多地方的民政局长面露难色：“我们财政状况不行。”

　　王振耀一句话给顶回去：“你是民政局长，不是财政局长。”

　　他把来京的地方民政干部“关”起来，对着摄像机，每人5分钟，做出一个月内将低保金落实的承诺。

　　“我还是做了一点事的。”回顾22年的民政部任职经历，王振耀这样总结。

　　那回忆那个时候的自己，他自觉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民政部我也抱有理想，不是把行政事务做完就行。”

　　他做的事，还包括在救灾救济司担任司长期间，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等等。

　　直到现在，面对棘手的事情，他一起急，也会冒出一句：“别忘了，我以前是做救灾的!”

　　更早之前，他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传说中的“九号院”，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共事。那时他奔走在很多个乡村，见证农村选举制度从无到有，想想开端与结果，心里总是很激动。

　　转身公益

　　希望出来做更多事

　　虽然已经辞职5年，但民政系统的年轻人都知道王振耀，甚至还有点怕他。

　　这位老司长，只要遇见了，不管在什么场合，就会抓着他们谈政策，养老、儿童、低保……不只谈，他还发论文，一年接受100多家媒体采访。

　　王振耀人生事业的下半场，始于2010年——他辞去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

　　辞职这年，他56岁。

　　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和北师大的校领导一起去“挖”他，给的理由并不是薪水和待遇：“你在政府这儿，说话又不能太自由，想让你帮我们忙，还不方便，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出差。”

　　“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他们劝他。

　　这句话，还真把他给说动了。

　　对王振耀有莫大吸引力的，是公益。

　　辞职前，王振耀已经参与了公益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团队最初的五个人，是他从几千人中选出来的。当时的应征者、现在的院长助理郭素记得，最后的面试时，王振耀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在哪儿?

　　大家答完，王振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到了合适的时间——社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向成熟，在这个节点开始研究，我认为会非常有意义，有成就感。”

　　辞官解印的消息一出，一时舆论哗然、猜测纷纷。他一遍遍说起童年往事：三年饥荒，河南鲁山，那时他不到十岁，曾一度饿得站不起身来，这种饥饿感与扫除饥饿感的欲望一直伴随到现在。在体制里，他已理想圆满，希望跳出来，有更大空间做更多的事。这是他给公众的辞职原因。

　　“他在官场，还是比较孤独的。”他的一位下属评价。或许，官场的特立独行，正好成就了他和民间的亲密。

　　做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时，一开会，他的老朋友、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就指着他“放炮”：“你们政府这个做得怎么不好，那个做得怎么不好。”回想当初，王振耀是被当成了“传声器”——借着批评他，民间变相向政府建言。

　　辞职后，来自民间的朋友们第一时间就接纳了他。

　　就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典礼前，徐永光拉上几个民间公益界的人士请王振耀喝酒庆祝。初夏的小酒馆里，几个人兴致很高，徐永光与他碰杯：“振耀，恭喜你，终于下海了。”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金锦萍不同意这个说法：“不，不是下海，振耀是上岸了。”

　　王振耀说，无论是“下海”还是“上岸”，都代表着民间对他的接纳。

　　就职典礼上，北师大党委书记、校长都来了，“太隆重了”，王振耀觉得“受宠若惊”。当时，徐永光特意脱下西装，穿着没有领带的休闲服上台致辞：“我穿成这样，主要是想让振耀知道，民间是不一定戴领带的，没有这么正规。”

　　创业战场

　　“8年，头发都等白了”

　　2015年9月29日，办公室里，王振耀伸出三根手指，用力晃了晃，“现在的工作节奏，至少比在民政部紧张三倍。”

　　研究院的第一个冬天，对于初创团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那会儿还没搬到如今敞亮的京师大厦，北师大在新街口的大帽胡同为他们租了个小四合院。雕廊画栋的，夏天美得很，但就是没暖气，冬天风飕飕地灌，大家都手脚冰凉地看资料、写报告。

　　如今提起来，王振耀老说，我们是一起“冻过来”的。

　　最开始那两年，王振耀老爱用一个词，是“创业”。上任时，他计划要做3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每个领域，都被他称作“战场”。

　　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家也都算是新人，苦于打不出品牌。在开创研究框架时，王振耀经常跟员工们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磨刀”了，得边学边干。“没有谁教给你本身就是对的，自己想好了就去做。”

　　他跑到大凉山去做儿童福利项目。在村子里，他看到四壁空空的房子，孩子们吃住都和家畜在一起，没有电，甚至都没把椅子。尽管在民政部见过很多，他还是觉得难受。慢慢地项目做起来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实际上，再去推动一些事情，难度要比在民政部时大了。以前他有中央政策的杠杆，有各种头衔，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能合作。“说一个月内完成，就一定能完成。”

　　到了民间，“命令”变成了“说服”，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而这个说服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

　　推动慈善立法就经历了漫长等待，2013年他曾这样感叹，“从民政部2005年7月成立立法工作组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8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

　　来自官方的力量，最初对这个转型的个性官员不那么欢迎。徐永光发现，有些重要的慈善活动或委员会，王振耀经常接不到邀请，老王“心大”，对着下属、朋友，很少说起这些。他的朋友们在背后达成一致，“至少圈子里的人，我们要保护振耀。”

　　成立五年，研究院遇到的最大“风波”，是外界对于建院的2000万资金来源的质疑。

　　2013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用于建设研究院。拥有院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双重身份的王振耀也受到了质疑，有媒体报道称他与红会有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有记者把他们堵到基金会里面，让研究院拿出成立以来的账单，要查账。当时院长助理郭素和其他团队成员急了，几个人想要发个声明把事情交代清楚，却被王振耀制止了。他现在再解释当时克制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善”字。

　　最终，壹基金发布声明，交代了研究院2000万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万达集团、泛海控股、老牛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的定向捐赠，与红会并不相关。流言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