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该如何对道德层面的奉献精神进行褒奖？那些基于经济活动原则的补偿行为，是否能反映出他们所作所为的真正价值？还是正好相反，成了对他们的壮举的庸俗化交换？

　　文/滕云

　　前几天给爸爸写信的那个女孩儿，据称将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原因之一是她爸爸在一线抗击非典疫情；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也很快出台：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在升学过程中可享受优待，包括免试升入重点高中。

　　教育机构的此类“善举”，让人匪夷所思——首先，善举是不是在高校行使招生自主权的范围之内？其次，一级教育管理机构有没有制订这种规则的权力？当然，我更关心的是，若没有法律规程的保障，这种善举或许会陷入操作困境，甚至导致不公平现象。如果是这样，善举本身就有可能变成坏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按朝阳区的做法，辖区内的医护人员子女可以高兴了，但其他区县医护人员子女就有可能面临不公平：可以设想一个极端场景，在朝阳区和海淀区之间仅仅相隔一街的两家医护人员子女，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就可能存在差异。

　　优质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属于稀缺资源，此举无疑也会对其他考生构成压力。

　　对于这样的善举，人们或许更多看到的是它的褒奖意义。但我认为，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补偿行为，严格来讲就是，付出，理应获得相应报偿。其实，这种经济活动中的规则，在中国的世俗价值观里早已有之，好人有好报。怎么报呢？当然是现世报，反之亦然。

　　如果我们确定医护人员的“抗击”工作是一种职业行为，就像战地记者或者消防警察的职业行为一样，则可接受这种补偿的原则。而且，考虑到其职业行为已经属于高危作业，那么对他们的补偿可以履行更高的补偿标准，包括薪金待遇、休假制度、生命保险。

　　但是，能否把补偿对象扩大到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却需要考量这些孩子是否因其父母的行为而有所损失，特别是学业损失。如果答案是，我就不反对这种合理补偿——只是有一点并不清楚，善举的发明者是否是从这个法理角度提出的决策？

　　其实，在我们的公共概念里，一线医护人员“抗击非典”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的范畴，而更多包含了高尚的无私奉献精神。那么，社会该如何对这种道德层面的奉献精神进行褒奖？那些基于经济活动原则的补偿行为，是否能反映出他们所作所为的真正价值？还是正好相反，成了对他们的壮举的庸俗化交换？甚或把这种壮举客观上涂抹了一层类似寻租的色调？

　　这需要我们进行审慎思考。起码，我个人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