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参加此次赴日诉讼中国原告团的王选向早报记者描述了他在法院现场的情形。

　　“在宣判时，法官并没有象往常一样先陈述原告的诉求，而是直接以被告方开始陈述判决。一开始，原告律师团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互相做着手势交换信息，有人还大声叫着：‘我们赢了！’。果然，下面的宣判朝着有利于原告方向发展，原告的诉求被一条一条地予以肯定。在场的许多人都留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也一样，不知道怎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了。”

　　王选说：“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相信，原告律师团律师们的喜悦要更深刻得多，具体得多。只有真正为之长期付出努力的人们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不易和艰辛。我激动得都忘了看被告席了。”

　　王选表示，“8·4”事件对日本的影响是很大，使日本人看到了历史问题对现在的影响，是此案得以胜诉的有利条件。“在国际社会反对生化武器、毒气弹的大背景下，这个判决是当然的判决。”他认为，这个判决也可以引申到别的类似的案子，对于解决整个细菌战问题乃至战争遗留问题具有判例意义。

　　在谈及这次宣判的意义时，王选说：“我认为，每一次判决都有突破，都在积累，都在往前走。这次宣判也是一个成功的判例。”同时，王选也认为这次判决在法律上有着两大进步：对《中日联合声明》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解释；对“诉讼时效”作出了成功解释并进行了基于正义和公理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