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网络签名在短短10天时间里，就达到了8万多人次，平均每天接近1万人次。签名活动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活动组织者的预期。海内外许多媒体都把这次活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再度高涨的表象之一，同时，也有相当多言论指斥此次签名为“非理性”、“偏激”的民族主义表现。那么，现今的“网络民族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爱国是行动不是口号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归属的体认，是民族存在信念和民族国家理念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其他民族群体的态度和原则。简而言之，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认同和捍卫。有这一个标尺在手，有助于在各种“民族主义”光怪陆离的表象下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来。

　　以此看来，目前中国民族主义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之一就在于：也许标榜民族认同但却无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利益。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可以宣泄口号而无责任约束，可以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可以言行不一。有多少上网来呼吁“抵制日货”的人下得网来就看起了日剧、吃起了日本料理、端起了日本数码相机，这个数字实在是很难统计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网上删去了图宣泄快感的过激言论。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组织者们在此前不久的“保钓”运动中，以其实际的捍卫民族利益的行动——不止于口头爱国，且付出了原属于个人的金钱汗水的爱国行为——为国民做出了表率。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保钓”运动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一页，从一片沉寂，无人理会到一叶小舟，应者寥寥，再到“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直到现在形成两岸三地同胞的协调行动、广泛参与。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更体现了以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利益的理性民族主义的感召力。

　　民族利益各层面综合考量是关键

　　另一方面，“网络民族主义”并不等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目前也尚未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网络言论只反映了一少部分群体的观念，而且并不一定反映到这一群体的社会生活当中。且不说8万个签名并不等于8万人，即使真是8万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千万网民的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也绝对谈不上构成多数。

　　民间的言论依然停留在民间，散漫的言论形不成什么决议案，就新干线而言，无论有多少赞成或者反对的言论，最终的结果恐怕还是要由专门机构做出裁决——这当然是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的需要。

　　反对新干线的人经济理由是比较苍白的，但其对国家战略怀抱忧思的赤子之心又是可贵的。因此，此次签名活动引发争议给人们带来的启示也许不仅仅在于事件本身，而更在于：在当前全球化的年代里，开放本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判断民族国家利益、对各个利益层面作综合考量和权衡选择，是与抵抗外敌一样崇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体现，但也许是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任务。对于当前民族主义的评估也非简单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字眼所能概括。

　　民族主义需要宽容以待

　　对于今天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艰难历程而言，民族主义思潮的建设作用还不明显。今日中国民族主义的缺陷更多是由于其尚未成熟，而不是其已经老朽。民族主义不是不配进入今日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精神，而是因其不足而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指出民族主义、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不足的同时，不能否认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

　　就以此次网络签名而论，应该承认其进步的一面：公民社会中具有共同理念的人表达共同立场，不管这种立场对不对，这种形式应该被认为是政治上的进步。

　　不但如此，即使作为处于民族主义最初级、最不成熟的“网络民族主义”，依然有其被宽容的必要。且不说，网络民族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体现在为民族主义的整合提供了平台，就是“网络民族主义”所蕴涵的“偏激”和“幼稚”也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有了“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持有“温和”的国际合作观念，一个国家或社会才能在政治光谱中选择平衡有利的位置。如果社会思潮两端的任何一端缺失，损失的都不是一种社会观念而已，而是社会观念的失衡。

　　似乎比起崇洋媚外的洋奴心理和挟洋自重的买办作风，哪怕是幼稚的民族主义也还是有高下之分的。考虑到即使在网民里不知冈村宁次但识滨崎步的人恐怕也远远不止8万，倒是让人觉得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老朽，而是幼稚，因此才需要宽容以待，向合理的方向引导。（北京大学博士　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