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因为对一起经济纠纷的审理，年轻的法官因涉嫌枉法裁判，被公安局拘留，押在看守所156天。无罪宣判后，检察院又提起抗诉。三年了，法官仍工作无着，妻离子散。 一名清贫的至今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法官，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审理一起经济纠纷而蒙冤三年。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被押在看守所的156天里，因他的特殊身份而引起同监其他人的敌视经历，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贷款贷出的官司 1995年下半年，江苏省东海县劳动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经理周耿常以公司名义高价购进自家的46吨多石英料和好友单文珍的石英料11吨多，但迟迟推销不出。1995年11月底，周耿常放出“这批料子能赚钱，大连要货”的风声，单文珍动心了，想做这笔生意，但没有资金。周耿常表示愿意帮她介绍贷款。于是，1995年12月4日，周带着单文珍找到同学马宝华说：“公司和单文珍有一笔生意，但缺少资金，能否帮她一把。”碍于同学的面子，马宝华点头答应了，从桃林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21000元（其中1000元是风险金），当着周的面，直接交至单文珍手中，单文珍没有打借条。此后，单文珍及其丈夫三次持周耿常信件从马宝华处借得贷款5万元（均未写手续，信也未交给马宝华），加上第一笔贷款2万元，共计7万元，用于购买公司石英料。 1996年2月7日，周耿常因杀人被捕。周耿常被捕后，马宝华多次找单文珍要求补写借据，单文珍说7万元贷款都给周耿常了。 马宝华苦于没有借据，只得依照单文珍的说法到江苏东海县人民法院起诉了周耿常。 立案当天上午，承办法官李健和书记员董玉杰提审了周耿常。周说，钱不是他借的，是单文珍借的，借来的钱购买劳动实业公司石英料了。周亲笔写下的对账单载明：“桃林马宝华贷款7万元和牛山乡基金会贷款10万元，共计17万元是单文珍用来买公司石英料的……应由单文珍还，于（与）我没有联系。” 据此，法官李健依法告知马宝华：“要么撤诉，要么变更被告主体。”马宝华收回第一份诉状，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单文珍列为被告，同时向法庭提交了查封单文珍58.1吨石英料的诉讼保全申请。经分管院长签字批准后，法官李健对单文珍的石英料进行了查封。 法院通知单文珍到庭应诉时，单文珍出示了周耿常写给马宝华的三封信，推说她把钱交给周耿常了。周根本不承认收到此款。单文珍又出示了劳动实业公司颜君经理和周耿常副经理所写的收到货款的凭证，正是这些收到货款的凭证证实了单文珍的4次借款用来购买了劳动实业公司58.1吨石英料。 查封石英料后，法官李健为了对双方当事人负责，请石英专业户、中国石英理事会理事刘柱山经理、东海县玻璃制品厂徐厂长和江苏省水晶管理站武宜峰站长对查封的石英料进行了现场评估。综合估价为300－800元/吨，即58.1吨石英料总价值最高不超过6万元，与单文珍跟劳动实业公司所订的合同价4540元/吨悬殊很大。单文珍也认为自己所购价格受到蒙骗，要求法院撤销合同。法官李健多次找劳动实业公司颜君经理做工作，并与何士海庭长一起召集马宝华、单文珍和颜君三人在办公室进行调解，动员劳动实业公司退还单文珍13.5万元，单文珍退货并归还马宝华7万元贷款及利息。但颜君认为公司损失太大，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1996年5月26日，东海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单文珍偿还马宝华7万元贷款及利息，诉讼费由单文珍负担。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单文珍找到县人大法工委和县检察院，提出县法院超标查封，要求法院赔偿损失。 检察院对承办法官的怀疑 1996年10月，县人大法工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刘福华要求县法院书面报告此案的审理情况。 李健在完成书面报告后，为了证明自己办事认真，在整理卷宗的同时，又把当时未完成的与颜君的谈话笔录进行了完善，大意是“合同无效，让公司退款给单文珍，由单文珍归还马宝华7万元贷款及利息，颜君不同意”。又对石英料的估价时间稍作提前，以证明自己估价及时。 刘福华到法院调卷后，将法院的卷宗交给县检察院民检科、法纪科，要求检察院严肃查办。 1996年12月26日下午，东海县检察院法纪科冯伟田、李宝达未经立案（直到1997年5月22日才立案）就把马宝华及同村的马加勇带到温泉邮电招待所。 “你说，李健不受贿，你不行贿能办出这样的案子吗？”冯一边询问，一边搜查马加勇的身体。12月30日早晨，冯伟田拿来纸和笔，暗示马加勇检举马宝华向李健“行贿”、“送礼”可以放人，马加勇说：“我得实事求是，我不能诬陷李健！”又经一天一夜，东海检察院才不得不连开四张传唤通知秘密放人。 回家后，马加勇神思恍惚，长期出现心悸、头晕、失眠症状，经医生检查：心房颤动、患挫折或过度疲劳诱发的心脏病。他就此事虽多方投诉，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也就在1996年12月31日上午，冯伟田、李宝达把李健找去谈话，冯指着一本卷宗说：“你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处理单文珍一案的？”李健坦然地说：“关于马宝华诉单文珍一案，我没有私情，更没有受贿，你们尽管查！”僵持到下午3点多钟，冯伟田请来民检科长倪宜松。倪宜松指出：被告主体错误，卷宗中有涂改日期和添加的内容。李健对此作了耐心的解释。到晚上9点，东海检察院才让一个叫姜二的法警把李健送回家。 经济纠纷案反复再审 1997年10月，在东海检察院抗诉下，东海县法院派出审判员鲁玉娟、季景刚、沈桂林三人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了此案，再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一致，并查明贷款介绍人周耿常于1997年7月11日已被执行死刑。 再审认为：“单文珍和周耿常同去桃林镇，从马宝华处借回的2万元，由单文珍的丈夫及单文珍本人持周耿常的信件从马宝华处拿回的借款5万元，并未交给周耿常，均被单文珍直接使用，且与第一次借款一起用于同一用途，事实清楚，此款理应由单文珍偿还。”故1998年3月12日，法院判决单文珍偿还马宝华贷款7万元，而这份判决同时也经过了东海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再审判决后，单文珍提交了上诉状，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对市检察院抗诉书中提出的程序违法问题未予纠正为由，于1999年3月4日再次裁定发回重审。 东海县法院第二次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由审判员耿万辉、张恒礼、孙咸连担任合议庭成员。新的合议庭在县、市检察院和县人大法工委的多方过问下，先动员马宝华撤诉，马宝华不同意。又动员马宝华追加周耿常继承人为共同被告，说如不这样，此案就无法再审了。马宝华只得依从了办案人的意图，追加周耿常的继承人为共同被告。 1999年10月22日，东海县法院判决周耿常继承人周兴加（周父70多岁）、庞同平（周妻40多岁）、周红（周女20岁）、周勇（周子17岁）连带赔偿马宝华人民币7万元及利息，单文珍不承担任何责任。当案件承办人张恒礼向周家老小宣判时，庞同平把判决书揉成一团，气狠狠地扔在张恒礼的面前。 令周耿常的继承人想不通的是，明明是单文珍借马宝华贷款买石英料，且前二次判决均与他们无关，为什么第三次判决就由他们偿还本应由单文珍偿还的7万元借款呢？他们多方咨询，申诉不止，甚至投书给省纪委书记曹克明。 而原告马宝华也一再申诉，要求判决单文珍还钱。 2000年10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了此案。2001年6月，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裁定书指出：原审判决周耿常继承人周兴加等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证据不足。指令东海县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2002年4月，东海县法院对马宝华申诉一案做出判决，撤销了1999年判决，维持了李健做出的原审判决。 法官在看守所的156天 第三次判决一生效，即1999年12月6日，东海县检察院便拘留了原审法官李健，罪名是：涉嫌枉法裁判。并关押在江苏省灌云看守所3号监里。 由于身患腰椎间盘突出，李健及其家人、律师要求取保候审，东海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以“李健的案子特殊”为由拒绝了。在关押的5个多月的时间里，律师多次申请跟李健见面了解案情，仅被允许了一次，见面时间仅为几分钟。 就这样，法官李健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难忘的156天。 由于身为法官的特殊身份，李健成了同监其他人敌视的对象。2000年5月8日上午7时40分左右，身为带班的李健正在整理《日记载》。因伤害案而收监不久的郭利刚趁他不备，用右摆拳对他的左颧骨猛击一拳。致使李健当即颧骨塌陷，疼痛难忍。经医院诊断，他的左颧骨、颧弓联合骨折，眶骨、蝶骨、鼻骨粉碎性骨折，左眼钝挫伤，张口度小于1cm，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十级伤残。 事件发生后，灌云县公安局对李健给予了妥善的救治和适当补偿，灌云县法院对李健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让其在医院手术治疗头部损伤。郭利刚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0年6月8日，灌云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健一案。有利于李健的证人马宝华、马加勇和刘柱山主动要求到庭质证。 在法庭上，公诉人罗列了错列主体、超标的查封、涂改估价日期等“罪名”，李健及其辩护律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李健辩称列单文珍为被告是依据调查的事实，查封是合法的，也没有超标，涂改估价日期是违纪，但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证人马加勇在法庭上还向法官和公诉人提交了对东海检察院冯伟田、李宝达等人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的控诉状。公诉人王耀平表示：“检察官违法，我们照样查！” 合议庭休庭后，灌云县法院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了请示。 2000年10月15日，灌云县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但公诉人竟然没有出庭。法庭在听取了李健关于自己无罪的最后陈述后，认为被告人李健在办理马宝华诉单文珍借款纠纷一案中，在诉讼程序上有违法违纪行为及违反审判纪律的行为，但不具有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枉法裁判罪。合议庭当庭宣判：李健无罪。 灌云县检察院于2001年10月23日提出了抗诉。 法官上访为求抗诉 《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在二审期间，检察院的阅卷时间，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半月。但进入二审程序后，连云港市检察院在法定时限内既不支持抗诉，也不撤诉，使案件历经10个月而久拖不决。 当法庭和李健多次催问市检察院的意见时，办案检察官宣称，我们检察院阅卷没有时间限定。李健认为，看完两本薄薄的卷宗最多只需两天时间，就可作出是否支持抗诉的决定。如此，法院的审限又拿什么来保障呢？同时，连云港市检察院对外界承诺说：“办案讲求效率，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在法定期限内尽快办理完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期限的，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为了讨个说法，李健于2002年7月4日去找江苏省检察院张品华检察长，具体负责接待的人员对李健说，连云港检察院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我们会很快将材料转给他们，请他们尽快办理。其实早在2002年3月李健就已先后向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人大、省检察院、连云港市市委领导、市人大、市政法委投诉，有关部门和领导也多次做出指示，要求尽快办理，但连云港市检察院还是未对是否支持抗诉问题作出决定。 李健的遭遇引起了江苏省人大代表的重视，2002年7月24日，江苏省人大代表徐旨云、丁汝洋、王士运三人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向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反映了李健的案情，要求市检察院依法尽快办结此案。连云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刘胜利却对代表们说，市检察院准备对东海县法院的第四次再审判决还要抗诉，李健的案件要等民事抗诉结果。至此，对同一起民事案件，检察院已经是三次抗诉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审程序中，亲手批准逮捕李健的原东海县检察院检察长在二审中又成了分管起诉工作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他是否应当自动回避此案？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马荣春就本案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刑法》第399条第二款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构成枉法裁判罪。本案中法官李健并没有违背事实和法律，他作出的民事判决是依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因而他没有枉法裁判的故意，也就不具备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尽管东海县法院第三次判决作了改判，但也不能据此推测李健有枉法故意，更何况这第三次判决是错误的,并已得到了改正。 他还认为，检察院对同一民事案件反复抗诉的做法有待商榷。民事案件本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原则地讲，检察机关不应过多地干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诉讼。因为检察机关一旦参与诉讼，必然导致诉讼主体的地位不平等。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抗诉案件没有关于抗诉次数的限制，这也许就是现在法院出现的“终审不终，无限再审”的根本原因。 马博士还指出，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指出：“公正和效率是当代司法的两大主题”，但要真正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目标，不能单靠法院一家，还必须有公安和检察部门的密切配合，如有一个环节不依法办理就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进展。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因为案件一直没有结论，李健的单位无法给其安排工作。李健由一名法官成了编外人员，仅靠单位发给的基本生活费生存。在不断的上访申诉中，过着漂浮不定的生活。由于接受不了一连串的生活变故，妻子也与他离了婚，李健失去了最后的宁静的港湾。 近日，连云港检察院口头对连云港中院通知了抗诉就要下来的消息，这让李健看到了自己案件不久就会有个结果的希望。 李健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亲历牢狱，要不是亲历诉讼，我真想不到打场官司竟是如此的艰难!” 摘自《法律与生活》杂志2002年第1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