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丽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陕西农家女麻旦旦被警察无端抓走，逼迫承认其卖淫不成，竟诬其“嫖娼”，由此炮制了滑天下之大稽的“处女嫖娼”案。

　　令人瞠目的是，此后这类荒唐案子竟层出不穷，接二连三发生。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女青年朱某，不明不白被公安局抓起来并处罚了10万多元现金，而公安局仅以朱某与男友同处一室即认定二人“卖淫嫖娼”。更有甚者，在某地还发生了民警采取非法拘禁、强迫蹲马步等手段，逼迫女大学生承认卖淫之事，该女生不得已要用“处女膜完整”的医院证明，才能证实自己的清白。

　　分析“麻旦旦”案件屡次发生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韩德云认为，1986年制定、1994年仅做了个别修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到了非全面修改不可的地步。

　　韩德云介绍，该条例第三十条中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说，尽管公安机关依此处罚惩治了卖淫嫖娼者，但此条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

　　首先，处罚方式选择过宽，执法者随意性过强。对这种违法行为，处罚从拘留一直到劳动教养和追究刑事责任，执法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罚所欲罚，被处罚者则无从申诉与抗辩，条例对可能导致严重影响公民人身权利的后果，缺乏足够慎重的程序要求。

　　其次，条款设置不规范。卖淫嫖娼与介绍、容留卖淫嫖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是一般性违法行为，后者则属于犯罪行为；前者不触犯刑律，后者已构成刑事犯罪。把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并列在一起，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

　　韩德云说，由于高额的罚款方式与“劳动教养”处罚同时设定，使很多执法者几乎百分之百地采取了罚款方式，而相比较于三年以下劳动教养或追究刑事责任，受罚者即使是蒙冤也愿承受罚款。

　　“于是，在利益驱动下，获取罚款、追求经济效益成为行政机关惩治卖淫嫖娼的动力。个别警察甚至与卖淫者结成了利益共享体，放了再罚。”

　　韩德云代表认为，“要有效防止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不当侵害，必须对现行治安处罚条例中类似条款进行全面清理修改。”他还特别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法律法规要与国际接轨，对人权的保护程度必须提到更高层面。我国目前涉及可能导致严重影响公民人身权利后果的法律法规，需要加速清理修改，遏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现象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