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大焕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深圳一法院在去年年度总结表彰活动中，为一名自觉拒礼拒贿、4次上交礼品礼金的法官记个人专项三等功一次。此举随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只是其应尽的本份，凭什么就成了先进和英雄，要“论功行赏”呢？支持者则认为，建设廉洁公正的公务员队伍需要一步一步的具体措施，而不是空洞的口号，在当前“有礼走遍天下”的大形势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立功受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作为权宜之计还是可行的。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都是其起码的要求，理论上说还应该是其任职的底线，越过这个底线的根本就不配做国家公职人员。但若从公务员的内部情况看，情况可能就复杂得多了。如果在一个送礼受礼（其实质就是行贿受贿）之风盛行的环境里，一个人能够长时间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你说，他是不是品行高洁，他该不该受奖？更重要的是，如果大部分人都热衷于行贿受贿吃拿卡要，明里暗里或者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得到各种各样的职务报酬之外的好处而基本上不受任何追究，或者说是监督成了真空而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那么，他们当中的那些廉洁奉公者，毫无疑问就成了“老实人吃亏”的牺牲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气死洁身自好的，这样的制度公平吗？如果总是老实人吃亏，那么，这样的制度设计就值得怀疑；而且，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绝大多数人就会向不老实的人、向随处随时到处伸手捞好处的人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劣胜优汰。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从公平的角度看，我们既要有惩劣的机制，也应该有奖优的机制。二者双管齐下，对于廉洁奉公者的激励作用，以及对于存非分之想者的引导示范作用，可能会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对于廉洁奉公者的奖励，必须是足以令当局者“眼红”的，而不能仅仅是个荣誉似的“安慰奖”。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某个人拒贿一两次就认定这个人是真正的廉洁奉公的，一边做婊子一边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的，往往也大有人在！

　　惩贪和奖廉的机制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它们是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且，惩贪机制在今天不管怎么挂一漏万，也仍可算是一项基本的、常规的制度，这个制度需要完善。与此同时，奖廉机制则是需要填补空缺的问题。填补这个空缺，不能光靠此一时、彼一地、东一榔头、西一棍子的敲敲打打，而需要全面的、整体性的制度设计。

　　新加坡的公务员有高达工资总额40%的公积金被存入公务员的个人账户，如果到公务员离开公职人员队伍或者干到期满退休，还没有发现公务中的腐败问题，他将获得非常可观的公积金；反之，如果在公务员任职期间出现任何腐败问题，该公务员的全部公积金将悉数上缴国库。香港对有一定任期年限的高级公务员根据职位不同有数目不同但都相当可观的“期满佣金”，如果该公务员称职地干完一任，期满佣金将是其工资之外的额外奖励；反之，若出现即使是微小的腐败或公信力问题，期满佣金亦将悉数上缴国库。

　　期满佣金制度和公积金制度可谓一箭双雕：既是廉洁奉公的公务员的奖励金，也是那些心存非分之想的公务员的抵押金。有巨额的期满佣金和公积金抵押在那里，公务员贪赃枉法的成本就无形中高出许多。

　　然而，这样的制度设计要想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以下条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公积金和期满佣金的数额必须足够高，才具有足够的诱惑力，才能真正让大多数公务员（至少是中下层公务员）对贪赃枉法望而却步；其次，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必须足够少，少到国家能够再拿出一大笔钱来建立公积金制度和佣金制度，否则，以现有公务员的收入，如果要从中切下40％的工资收入总额做公积金，那么其中不少中下层公务员可能养家糊口都成问题，那样反而有可能逼良为娼。为此，我们不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求重新进行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还必须大量削减国家行政级别的“中间层”，我国现在的行政级层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有的甚至到村已经有五到六级，级层太多不仅造成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机构庞大臃肿，而且导致权力和信息的大量衰减和扭曲，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严重降低。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政府，从中央到乡镇之间的中间层政府，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管官上”，政府职能变成了用来管政府自己，而不是用来服务社会，荒谬极了。笔者以为，解决的办法是大幅度地削减中间层，乡（镇）和市完全可以考虑撤销，如果地市一级政府暂时还无法撤销，那么就让它成为只管所在城市的级别相当于县的一级政府吧，也免得他们不断地劫农村之贫以济城市之富。其三，要建立公民对官员、对政府发生影响的机制，确实实现对官员、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要让绝大多数的不廉官员都得到及时、恰当的惩罚，传统的以官管官的方式显然行不通，那样只会挂一漏万。没有这一条做根基，以上再好的设想都只是空中楼阁。不受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的公共权力，怎么着也难以避免腐败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