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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你很难把闾丘露薇与战地联系地一起，很难想象她在阿富汗的２５个日日夜夜是怎样度过的。她不是为了写这本书去阿富汗的，她去那里是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使命。但是现在，这本书却成了她那段时光的记载，成了供人们回望那段岁月，回望那个沦陷于战乱之中的国家和民族生存状况的窗口。
闾丘作为一位著名记者，采访过许多世界政要。这次在阿富汗，她采访了阿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外长阿卜杜拉、事务部长萨马尔、国防部长法伊姆和内政部长卡努尼等。在一个战乱尚未完全结束的国家，要采访这些政要与在别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通常那些预约方式根本用不上——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不通电话，有的部长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像串门走亲戚那样到部长家里去采访。这里倒不存在堵车问题，这里存在的问题比堵车要可怕得多：地雷。由于连年内战，阿富汗境内留下了数百万颗地雷，平均每８个阿富汗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地雷炸伤过。但是，为了采访那些外出活动的政要，闾丘他们有时候还得像拍警匪片那样，来一段惊心动魄的追车镜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为了拍到卡尔扎伊拜祭北方联盟已故领袖马苏德墓地的镜头，他们在危机四伏的潘季希尔谷地飞车两个多小时，终于赶在拜祭仪式开始前架好了机器，闾丘成功地把话筒伸到了卡尔扎伊的面前。接下来，为了赶回驻地做卫星连线，闾丘把一百美元拍到司机面前，像个心机老到的生意人那样说：如果你能在两小时里赶回我们住的地方，这一百块钱就是你的了。如果赶不上的话，一分钱也没有！结果司机二话没说，踩着油门就往回赶。在四周说不准哪儿就有地雷、根本称不上路的路上，车的时速达到１２０公里。等他们赶回驻地时，离凤凰卫视的直播时间，只剩下了１０分钟。
其实，任何一位留意时局的读者，可能都知道阿富汗的那两个组织：北方联盟与塔利班。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战况报道中，这两个名称总是以超大号的黑体字出现在报纸的通栏大标题中。“塔利班撤离喀布尔”、“北方联盟的坦克距某某地区仅十公里”、“塔利班丧失最后营地”等等等等。闾丘在采访战地情况的同时，更通过她的报道和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些更值回味的东西。比如，在塔利班统治时期规定，女性不戴面纱不准外出，不准参加工作。所有在外边担任工作的女性，包括政府机构的女部长，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医院工作的女医生女护士，甚至在校的数千名女大学生，统统都被塔利班当局赶回了家！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是读者不了解的。你大概不会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阿富汗男人娶四房老婆是做怎样考虑的吧。
闾丘话筒的一端是政要，另一端则是最普通的阿富汗百姓。她去难民营采访难民，去医院采访被炸伤的孩子，去联合国粮食营地采访向难民派发粮食的情况。
这天，闾丘去了一个贫民家庭。这一家８口，挤在一间不到１５平方米的泥屋子里。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是男人在外边打散工。一块馕，就是全家一天的口粮。在整个采访过程，除去女主人时不时回答几句问话外，大大小小五六个孩子，全都用茫然的眼光望着闾丘他们。作为记者的闾丘，虽然明白自己只是在采访，并不是来访贫问苦，但是她在放下话筒的时候，还是决定做一点女人应该做的事情：临走的时候，她拿出一沓刚刚换来的阿富汗尼递给那位母亲——虽然不到１０美元，但是对这个家庭来说，已经够三个月的生活费了。
与闾丘一起赴阿富汗采访的三位同行，摄影师王方宁、剪片林明，以及负责卫星传送工作的周兵，都是勇敢而且技艺精湛的棒小伙子。他们除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在危难关头，都表现出了男人应该挺身而出保护女人的骑士风度和精神。对这些，闾丘都有非常到位的描述。而且，从他们三男一女“同居”一室的照片中，你就能感受到在战地的特殊环境下，友谊会显得多么珍贵。
另外，闾丘二次重返喀布尔，采访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复馆仪式一节，也不乏精彩之笔。复馆仪式的当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包饺子以示庆贺。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负责擀皮，张敏、孙国祥等外交官员和大家一起包。而包饺子的面粉和牛肉是在喀布尔当地买的，白菜却是从巴基斯坦，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赞助的，因为喀布尔根本买不到大白菜。而且因为没有水，煮饺子用的是矿泉水；没有电，大家只好在烛光下就着饺子，频频举杯了。
闾丘露薇的阿富汗战地采访，使全世界的华人通过她的声音和画面，看到了正在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她的书里能拥有这些东西，应该说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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