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晓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已经成了国际都市,这里不仅有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等19个国家的领事馆,33家外国银行,还居住着俄国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日本人、朝鲜人……除了中国人之外,人数最多的要属俄国的犹太人,在高峰时近2万。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建造了尼古拉大教堂、索菲亚教堂、马迭尔宾馆等俄式建筑,遗留下了啤酒和面,碳火烤制的大列巴(面包)、干肠、酸黄瓜,还有 “布拉吉(连衣裙)”和“卫得罗(水桶)”。 解放后,外国侨民渐然离去,本国的移民像松花江水似的漫了过来。移民带着自己的方言、风俗和文化而来,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带的东西像空气一样被哈尔滨的杂烩熏染了、吞噬了…… 不论什么都有希望流行起来,不论流行的什么都别想站住脚 哈尔滨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对追赶新潮有着无限的兴趣。在这里,不论什么都有希望流行起来,不论流行的什么都别想站住脚。常常是其他城市没流行的,哈尔滨已经流行了;在别的城市扎下根的、产生可观效益的,哈尔滨早已经流行过了,效益无从谈起。从俄式的大拉桌到频谱治疗仪,从自灌的肉肠到德莫利炖鱼,都像松花江水似的在哈尔滨一流而过。每年在哈尔滨被喝倒了牌子的当地的和外来的名酒佳酿无计其数,且没有一个能卷土重来。 赶新潮使得哈尔滨的洋气闻名遐迩,人称“东方小巴黎”。哈尔滨的年轻女性最忌讳被人说“土”。哈尔滨对待许多事物犹如女人对待时装,身上这一件总不如下一件,丢掉的那一件总比身上这件好。就这样尼古拉大教堂(喇嘛台)扒掉了,火车站前的苏军纪念碑拆除了,位于革新街被建筑界视为瑰宝的木结构小教堂也被革新掉了……中央大街近乎是压在箱子底的最好的20世纪初的饰物了,索菲亚教堂可谓丢进垃圾桶里还没来得及倒掉又拾回来的饰物。 瑰宝丧失,哈尔滨在扼腕之余,不免有点阿Q式的沾沾自喜,那东西我们已经有过了。这就好象熊瞎子掰苞米:手里的那棒苞米总是最新的,另一棒还没来得及思索就丢弃了。忙乎半天,收获的只有一棒。是老是嫩是实是瞎,要凭运气了。 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能像哈尔滨这样宽容而随意的城市 在哈尔滨,不仅外来的人和外来的产品容易被受接,而且任何一种风俗习惯也容易得到最大包容。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习惯性举动,哈尔滨人都不会像沈阳人那样鄙夷地说一句:“傻×!”不论你穿什么,哈尔滨人都不会像看动物园的猴子那样痴迷地追着观赏。 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能像哈尔滨这样宽容而随意的城市。这里随意得几乎忘却了规则。在公交车上,常常听见有人对司机喊一声:“师傅,在前面的街口给我踩一脚!”“好嘞!”那架式就像农村人赶着驴车逛街景,想在哪停就在哪停。不过,车到了站,也许半天也不开,不论你喊什么都不管用,他要等他的客。著名作家阿成先生就是这样耽误的时间,没赶上给母亲送终。 哈尔滨的乘客大抵有两种,一种是特有宽容心的,一种是特没有宽容心的。前者较后者多,后者较前者有影响。近年,公交车不知染上什么病毒,变得像疯狂老鼠,搞得车里的人前仰后合、东倒西歪。一次,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被一位柔媚的女士的尖尖的高跟鞋连踩几脚,那位男士士呲牙咧嘴地说:“小姐,上车时我穿的是皮靴,下车被你踩成凉鞋了。” 一位长春的老兄跑哈尔滨转悠了几圈后说:“沈阳人土,哈尔滨人虎,长春人有点儿二百五。”哈尔滨人的确有点虎,别说尼古拉教堂啊,就是他们沈阳的故宫、长春的伪皇宫,要敢弄到哈尔滨来的话,也照扒不误! “喝啤酒像灌溉,大面包像锅盖” 若说哈尔滨人最嗜好什么,那就是啤酒了。哈尔滨不仅拥有中国最早的啤酒厂(据说是1900年建的), 而且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啤酒,都像1998年的洪水似的一个劲儿地往里涌。 几十年前的时候,盛夏,在哈尔滨白色或蓝色的凉棚或凉伞下,几张很粗糙简陋的餐桌旁,坐着男女老少,每人都举着一只装着啤酒的罐头瓶子,有的前边有碟酸黄瓜、花生米或几片红肠。在哈尔滨人眼里,啤酒只不过是饮料。因此,哈尔滨素有“喝啤酒像灌溉,大面包像锅盖”之说。 哈尔滨人饮酒绝对没有北京人的谨慎、上海人的矜持、广东人的随意、河南人的狡黠。哈尔滨人在端起酒杯的瞬间好似回到了童年,复杂被净化去了,功利被滤走了,只剩下单纯与豪爽。哈尔滨人喝啤酒有个习惯,一口一杯,一杯接着一杯地痛饮,大有“喝死全当睡着了”的气势。 如果说,哈尔滨人能喝酒,那个人肯定是不了解哈尔滨;如果说,哈尔滨人敢喝酒那才真正了解了哈尔滨人。哈尔滨的醉鬼是不分男女老少,哪个档次的都有。俄国斯的醉鬼常常挂一脸可爱的微笑,手像半身不遂患者似的伸着,想和你乞讨几个卢布,再去买瓶酒。哈尔滨的醉鬼常常两个人勾肩搭背,说说笑笑哩溜歪斜地从马路左边晃荡到右边,晃来晃去吐了一道。甚至于不管周围有人没人,掏出自己那本不该“经风雨见世面”的器官随便方便一下。 有报曰:一位醉鬼回家训妻,妻子不从,其一气之下操起菜刀将自己的手指砍去一节。请问,此类新闻哪里有?哈尔滨也。 <东北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