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危机中，除了医护人员外，科学家与各级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群体的表现也令人注目。在此次危机中，从发生危机开始，科学家如此直接地通过媒体展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如此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对公共政策的走向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却是一件新鲜事。

　　比如，从危机之初开始，科学家对于病毒源及其变异的分析，对于公共卫生防范的建议，都迅速地通过媒体呈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并且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特别是中国多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对中国进行考察，而世卫专家们通过对中国各地区的考察，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为政府在危机处理过程中高度重视。

　　过去，我们对于科学家的重视，却往往停留于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智能作用，在传经授业解惑中的引导作用。事实上，此次危机中我们发现，通过直接参与公共管理，科学家可以从自身独有的价值取向出发，以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审慎的科学态度，对于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发挥重要的导向或是纠偏作用。

　　这个时候，对于公共政策而言，如何在科学与公共决策中平衡，这就显示出决策者的领导艺术，既能尽可能避免恐慌的消息，同时又能让公众知道尽可能多的有关病毒防治的科学进展。事实上，公共政策可以从多个科学角度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既充分认知科学的严肃性，也充分掌握斗争的艺术性，比如可以多介绍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的有益建议来缓解公众的紧张心理。不管怎样，公共政策决不能逃避科学，否则，必定会丧失公共政策应有的信息真实的背景，从而使社会公众对政策本身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更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次危机中，不同科学家在传媒中表现的审慎态度，明显起到了对于公共政策的制约作用。公众由此而有了判断公共政策的价值座标。而且，科学家的参与，也直接培养和提高了社会公众的科学与民主素质。其实，科学的精神本身就包含民主的价值观念，社会公众科学精神的提高，就是公共政策科学性提高的前奏。

　　　□本报特约评论员　童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