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君向记者讲述事情经过。

　　“不管明天法院对我的民事诉讼案会有什么样的判决，我都不会放弃追究包工头见死不救的罪行！”昨天，一头白发的王爱君激动地对记者说，“工地倒塌我丈夫被埋时，包工头王占军就在现场看见了这一幕，附近另一个包工头李占山当时也知道此事，可他们没有出手救人，而是怕承担责任隐瞒了情况，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夫妻俩被雇拆旧砖

　　2002年10月25日。

　　天快要黑了，刘继强才回到昌平东小口夫妻俩租住的地方，告诉妻子王爱君说，有个拆迁的老板雇他拆砖，3分钱一块，他一天清了400块砖，挣了12元钱。

　　“当时我反对丈夫去干这活，因为他已经52岁了，本来已经定下了一个摊子准备去卖咸菜。”王爱君回忆说，由于父母年近90，大儿子智障，二儿子在老家黑龙江上大学。为了缓解生活压力，3年前，夫妻俩离开工厂到北京，在西直门附近开了家小卖部，但店面被拆迁，刘继强无奈之中，选择干些“零活”。

　　第二天早上，丈夫没有听妻子的劝说，喝碗汤后要出去。

　　“我也跟他出去了。”夫妻俩来到了海淀区东升乡马坊村16号大院的旧房拆除工地。

　　“我到时看到工地上有零星的砖，还有一条可能是通往地下室的沟，最深的地方可以没掉一个人，沟里也有砖。”王爱君说，没想到，那条沟后来成了“吞吃”丈夫的地方。

　　在工地上，王爱君见到了包工头李占山。“他不高，偏瘦，50来岁，脸容易红，旁边还蹲着一个30来岁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另一个合伙的包工头王占军。他们自己也拆砖清理。”她回忆说，“我说老板太黑了，最后李占山答应加价到4分钱一块砖。当天我们赚到了24元钱。”

　　渣土车卸下丈夫尸体

　　2002年10月30日。

　　天没黑，王爱君和丈夫提前从工地回到家，她买好了晚上11点3分开往内蒙古的火车票。夫妻俩曾收留了一个叫格日勒的内蒙古女孩，五个月前，两人将她送上了回家的车，但对方一直没有音信。

　　“此前丈夫曾叨唠过，如果格日勒在家实在呆不下，再把她带回来跟着我们。我当时去内蒙古就是去找她。”王爱君说。

　　11月6日早上，王爱君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来不及回家就先去菜市场买了5元3斤的小鱼，因为丈夫一直想吃鱼。

　　买了鱼和青菜后，王爱君直接去了工地，想给丈夫一个惊喜。但到了之后，发现工地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那条深沟不见了，有被铲过的痕迹。她又回到租住的地方，发现门锁着，便又跑出去找。这时，她突然感觉心里堵得慌。

　　在一个烟摊边，王爱君刚开口询问丈夫的去向，一个买烟的人说：“哦，昨天那边工地渣土车里卸出一个人，死了，还戴着白手套。”

　　王爱君心里一震：丈夫一直都戴着白手套拆砖！

　　几番周折后，有人告诉她见死人要到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当天她赶到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时，工作人员已下班。

　　最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第二天一大早，王爱君在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见到了丈夫：他平躺着，全身覆盖着白布，已经永远不会张口说话了。11月11日，上大学的儿子看了父亲的遗体后向母亲描述：满身是被砸的伤痕，有的伤痕可以辨出是被铲车铲的。

　　王爱君从警方得到了说法：丈夫的尸体是11月5日上午一辆渣土车卸车时被发现的。

　　两雇主见死不救

　　11月8日，伤心欲绝的王爱君来到西三旗派出所，一名警官让她站在房间窗户旁，指认雇主李占山。

　　11月12日，王爱君和儿子找到了海淀公安分局治安处现场组办公室一名姓王的警官。王警官告诉他们，11月1日中午，刘继强正在干活时，地下室突然倒塌下来，他被埋在了下面。当时王占军在现场，发现后去找李占山商量，他们怕担责任没有说，直到王爱君在西三旗派出所指认后，李占山才说了实情。

　　2002年11月25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定正仁律师事务所对王爱君提供法律援助。邱翔律师说：他从海淀公安分局调阅了对李占山的讯问笔录，李承认了王占军目睹情况后找他商量，两人怕赔钱约定隐瞒真相的事实。

　　邱翔还调阅了当时开渣土车司机仝建清、李东清等人的询问笔录，他们证言了11月5日卸土时发现刘继强尸体的情景。

　　“因为王占军不知去向，警方没有找到他做笔录。”邱翔律师说。

　　“如果王占军当时施救的话，我丈夫的尸体起码不会在5天后才被发现！”王爱君说。

　　定罪无据只能放人

　　让王爱君和儿子无法接受的是，不久后，李占山被释放。

　　王爱君说，11月12日，在海淀公安分局治安处现场组办公室，王警官说，李占山吐出实情后，警方请示了相关部门，得知见死不救的行为不触犯刑法，只能把他放了。

　　邱翔律师说，当时他和另外一名同事曾多次和警方接触，警方认为虽然李占山和王占军见死不救，但我国还没有“见死不救罪”，从这一点考虑，的确只能把李占山放了。

　　今年3月份，邱翔接到海淀公安分局的通知，对刘继强非正常死亡一案已经终结，其家属可以提出民事诉讼。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光全说，从见死不救方面考虑，按我国目前法律，的确无法给雇主定罪，只能从道德上给予谴责，警方放了雇主并无不妥。

　　“要追究李占山等人的刑事责任，除非是从其他角度考虑，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王爱君可以向检察院申诉监督此案，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邱翔说。

　　今年4月，王爱君根据拆迁合同中留下的拆迁公司名称，将北京建隆源机械工程公司等三家单位告上法庭，追究其民事责任。今天，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本报记者　陈佳宾 摄